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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
海長居之意，並準備將《新青年》移到上海出版；他與國民黨的戴季陶等人和其他社會主義
者過從頗密；他痛恨北京政府，認為非徹底革命推翻軍閥統治不可；他常向人高談馬克思主
義，表示中國必須走俄國革命的道路。李先生說曾接到陳先生的信，信中也流露出這種意思。
我提到上海的社會主義思潮似乎比北京還要發達些，戴季陶、沈玄廬、李漢俊等常在星
期評論等刊物上做文章鼓吹馬克思主義；還有，朝鮮政治難民在上海組織了一個朝鮮臨時政
府，任內閣總理的金奎植和任外交總長的呂運亨，曾向我表示他們能與莫斯科打通關係，準
備和俄國的布林什維克聯絡起來，推翻日本在朝鮮的統治；中華全國工業聯合協會的黃介民
要組織一個大同黨，主張聯絡中國一切的社會主義者，與朝鮮的革命派合作並溝通俄國的關
系。自然這一切都還在醞釀中，談不到真正的具體行動。
李先生認為他自己和陳獨秀先生等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研究都還不夠深刻，對於俄國革命
的情況知道的也還嫌少。因此他主張此時首先應該致力於馬克思主義的研究。他認為黃介民
和朝鮮臨時政府的人物所懂得的馬克思主義也許還要少，只因馬克思主義是很時髦的，他們
是現實政治的活動人物，設法利用之意可能高出於信仰和研究。
在這段期間裡，我和李大釗先生以及其他傾向社會主義的同學們所交談的主要問題，已
不是反日愛國運動和一般的新文化運動，而是關於社會主義的活動問題。北大那些具有社會
主義思想的師生中，有信仰無政府主義、工團社會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等的
派別。一般說來，他們都著重於學術的研究和介紹，殊少行動的決心，但對於俄國革命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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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一冊
情心理則是在普遍高漲之中。
在北京，唯有李大釗先生一人，有可能聯絡各派社會主義人物，形成一個統一的社會主
義運動。他的個性溫和，善於與人交往，極具耐心而又沒有門戶之見。辛亥革命前後他在天
津法政學校讀書，以及後來留學日本的時候，常是學生鬧風潮的領袖，因此能瞭解五四時的
青年心理，且他自己也極富有青年的熱情，所以能在五四運動中和許多青年融洽相處。他研
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