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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義的學說。李大釗先生是
北京信仰馬克思主義的中心人物，他所主持的北大圖書館成為左傾思潮的發祥地。我和李大
釗先生的接觸，似乎也成為促使馬克思主義運動在中國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
最初我是狂熱的愛國主義者，和當時一班有志青年一樣，一心企望中國的富強。我的思
想向來比較急進，支援新文化運動，反對舊勢力，主張革命救國。但從那時候起，我便向著
馬克思主義的道路快步前進。我熱心研究馬克思主義，設法去了解俄國革命，相信這裡麵包
含有救國救民的良方。當時許多急進青年，大致和我相似，也走著這樣的道路。
我景仰李大釗先生，彼此交往，最初與馬克思主義無關。雖然他是我的指導者，我們的
相處卻似朋友。在新文化運動和社會改革運動中，我們已是意氣相投，“五四”時在“內除
國賊，外抗強權”的號召下，我們更一直並肩作戰。
歐戰剛結束時，歡欣的氣氛瀰漫北京。李大釗先生顯得很樂觀，覺得凡爾賽和會可能給
中國帶來好運。我們曾經熱忱地寄望於威爾遜總統，認為他的主張可以改善世界形勢，也能
使中國否極泰來。我們對事物的瞭解深度或不盡相同，因為他年長識廣，但所懷的願望卻完
全一樣。我們的接觸頻繁起來，遇事總是有商有量，共策進行。
可是在巴黎和會中，威爾遜失敗了，一個理想幻滅了。中國遭受極大的屈辱，因而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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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一冊
了五四運動。恰當此時，新興的蘇俄卻在高唱“無割地、無賠償的和平”，呼籲民族自決，
這些呼聲與威爾遜的主張如出一轍。俄國革命雖然造成了很大的災難，反共宣傳又遍及各個
角落但俄國這種論調，仍像黑夜鐘聲，震人耳鼓。訊息靈通的李大釗先生常以俄國革命作為
談助，我們也時常據以研究俄國事態的發展。
李大釗先生不是說教式的人物，他過去一直沒有向我宣揚過馬克思主義。他很注重實際
的資料和比較研究。以往我們的接觸多半的為了商談具體問題，到這次我由上海北返，才開
始集中注意社會主義，特別是馬克思主義。我們商談的出發點還是救國的途徑，認為舍效法
蘇俄外別無他途可循。我們確認俄國所以能推翻沙皇和雄厚的舊勢力，抗拒來自四面八方的
外力壓迫，都是得力於俄共的領導，換句話說便是馬克思主義的大放光芒。由於李大釗先生
的啟發，認定一切問題須從瞭解馬克思主義著手，我才開始對馬克思主義作較有系統的研究。
一九二○年五月初，我回到北京，正是同學們在北大第三院大禮堂開完了五一勞動節紀
念大會之後的一兩天。這是北京首次舉行的勞動節紀念儀式。據參加的同學告訴我，到會人
數在五百人以上，都是教師與學生，由李大釗先生擔任主席。他發表演說，鼓吹八小時工作
制，並盛讚俄國革命的成就。當時《新青年》雜誌發刊了勞動節紀念專號。無政府主義者是
最早注重五一紀念的，他們的《民聲週刊》也發刊了“五一專號”。至於紀念勞動節而沒有
工人參加這一點，似乎沒有人特別加以重視。當時各派社會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都在躍躍
欲試，打算從理論進入實際行動。從這一點也可以看出，在當時，一切是由知識分子起帶頭
作用的。
我回到北京後，翌日就去看李大釗先生，向他敘述我在上海的種種經歷，並且慨嘆地說：
“這四個多月的流亡生活，幾乎使我成了一個學生政客。”他靜靜聽完我這一段不平凡的經
歷。他很重視我和孫中山先生的接觸，覺得擔任工會總幹事之舉也做得對，並和我討論能夠
和孫先生攜手合作到甚麼程度。我們彼此同意，國民黨已積累了不少舊作風，人事也很複雜，
一時似不會受新時代的影響而急劇改變。
李先生特別關心陳獨秀先生在上海的情形，以及上海方面的社會主義活動。我曾向他敘
述與陳獨秀先生會晤多次，他寄住亞東圖書館，正在物色住所，準備迎接家眷南下，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