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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到了一九一七—
一九年間,在北京、廣州等地,無政府主義者的活動增加起來了,其所發行的小型刊物頗為
流行。他們保有無政府主義者的各種特色,也積極支援新文化運動。此外,一九○六年同盟
會的《民報》曾發表過朱執信節譯的《共產黨宣言》;同時,宣揚社會主義的文章,也往往
見之於其他小型刊物。辛亥革命時江亢虎曾組織“中國社會黨”從事政治活動,後來因遭受
壓迫,漸漸默默無聞。經過一段消沉時期,到一九一八年十一月歐戰告終,俄國革命的影響
進入了中國,社會主義的思想才重新抬頭。當時《每週評論》、《新青年》和上海的《星期評
論》等刊物常登載一些介紹馬克思學說和同情俄國革命的文章。
新思潮像一股洪流到處氾濫,也侵入到我的家庭。我到北京以後,每星期都將我閱讀過
的報刊和少數新書郵寄給我的父親。後來我所寄去的書刊就多是《新青年》這類的東西,其
中甚至有無政府主義者的刊物。我還常寫信向我父親鼓吹新思潮。父親保持了約一年的沉默,
來信中絕不表示關於這方面的意見。後來他終於開腔了,信中長篇大論的反對新思潮,尤其
譏諷白話文,並主張儲存國粹。這樣就引起了我們父子間各執己見的辯論。
新舊衝突不僅限於思想方面,還演化到具體的事實上來。一九一七年春,我家庭代我訂
了婚。這是我祖父的主動,父母只是贊成而已。他們依照習俗,代我找了一個門當戶對的未
婚妻,事先並沒有徵求我的同意。我曾去信表示反對,大意是:那個成為我未婚妻的女子也
許是很合適的,但我根本不認識她。後來,在我與父親通訊辯論新思潮問題的時候,又提出
這一問題,並堅決主張解除婚約,這使父親大感困難,這僵局後來由我親戚從中調解,婚約
終於解除了。
我父親於一九一九年春來到北京。我每星期都去看他,照常送給他一些書刊。彼此敘起
家常來一樣是很親熱的。父親知道我已是一個活動的急進分子,常在慈愛的顏色中表示不以
為然的神情,但不再提起解除婚約和新思潮的問題。父親在北京住了一個短時期即離京南下,
我送他到車站,並誠懇表示:父親素來是謹言慎行的,兒子卻願與舊社會宣戰。父親為了立
身處世的方便,對兒子的所作所為不妨採取不負聯帶責任的態度。
父親聽了這些話後,表現得有點難過,保持沉默。我們父子就這樣告別了。
① 京師大學堂系北京大學的前身,創設於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年),由孫家鼐第一任的管學大臣,
學生都是“進士”、“舉人”出身的各京曹,所以充滿了衙門的氣味。宣統元年(一九○九年)十一月籌辦
分科,設經、法、文、格致、農、工、商七科。民國成立,改稱為北京大學,由嚴復、胡仁源先後任校長,
至民國五年(二九一六年)胡仁源赴美,始由蔡元培繼任校長。這是中國一間最早由官辦的正式大學。
② 康有為的《大同書》在一九一三年陸續刊登於《不忍雜誌》,主要主張為破除國界、毀滅家族、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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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一冊
消私有財產,以進人類於大同的世界,這在當時不能不說是最急進了。中華書局有單印本。
第六章 “救國第一”
歐戰期間,日本獨霸東亞侵略中國的野心,日甚一日的付諸行動。它為了實現一九一五
年的二十一條要求,多方干預中國內政、企圖在北京製造出一個親日政府,這使擾攘不安的
中國政局更行混亂,也使中國人民的反日怒潮洶湧澎湃起來。新文花運動以內部革新為主要
標誌,也曾引起新舊之爭,反日則是當時愛國運動的主要內涵,又使人們不計思想分歧,趨
於團結。“救國第一”的呼聲喊了出來,成為五四運動的前奏。
袁世凱雖然死了,但他所培植的北洋軍閥勢力,依然統治著北京政府。段祺瑞繼袁世凱
而當權,其資望實力不如袁世凱,而專橫跋扈則殊不少遜。
一九一七年八月十四日,段祺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