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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君之出現，他第一步必須破壞他自己的法統。法統既失，則統治機器失靈，在那交通和資訊都相當原始的碩大帝國之內，搞其「東方暴君主義」（oriental despotism），亦勢所不能。
事實上，在兩千多年的中國政治史上，除秦始皇、毛澤東二人之外，也找不到第三位二世而斬的「東方暴君」。因此生於這個權力金字塔底層的黎民百姓，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天高皇帝遠，亦頗能自得其「乞丐民主」（beggar democracy）之樂。但是「乞丐」們的「基本人權」、「自由平等」又向哪廂去找呢？這些現代的概念，朋友！原都是現代西方「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玩藝嘛！在那並無「資產階級」存在的帝制中國，那些罔顧人權、剝奪自由的制度和風俗習慣如君權、父權、夫權、盲婚制、多妻制等等，原都是我們「固有道德」所認可的嘛！生為那個時代的中國人，有誰又覺得「天下有不是之父母」呢？詩人胡適說得好：「不覺不自由，也就自由了。」這和今日老美公民「不覺太自由，只道自由好」，正是一個銅元的兩面嘛！事實上，「無節制自由」之為害，實遠甚於「健康的不自由」啊（著重健康二宇）！身在廬山中的遊客，哪能識其全貌呢！
因此從比較史學上看，我們這個宗法遺規的「家長制」，在中世紀的世界上，不特是個「可行的制度」，甚或是個「較好的制度」呢！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俾斯麥時代的德國所行的「父道主義」（paternalism），不也是一樣嗎？腓特烈大帝說：「我為人民謀福利，可不一定要人民知道啊！」這與我們孔夫子的政治哲學，不正是不謀而合嗎？我們的家長制一直延續到今天，初不因歷次革命而有所改變。事實上臺灣今日所存在的問題，可能就是因為缺少了一位大家長呢！可是李登輝總統今日的作風，似乎就有意重建這制度。
正因為我們孔孟之道的政治模式，健康長壽，比較合情合理。我民族安於此生活方式已二千餘年，一旦要以夷變夏，本末倒置，其艱難萬分、痛苦不堪，自是意料中事。但是為什麼我們一定要變夏從夷呢？那就是中世紀畢竟是中世紀；那個時代的「較好制度」，延至今日已大部分不適用，我們現在要另闢蹊徑，就不得不從洋西化、改弦更張了。
「健康的個人主義」
在現代的民主國家裡，社會的基礎是建立在一個公民的「健康的個人主義」之上的（「健康」一辭是胡適之先生為中文讀者特地加上去的，以免誤解）。個體公民與各級政府之間，與夫各級政府彼此之間的關係，都是雙邊契約的關係（見圖乙），政府不再是家長。它是聽命於人民的「服務機構」（service agency），官員是「公僕」（public servant）。這一來，它和我們的傳統的家長制，就完全背道而馳了。
但是這一洋制度未必就比我們的土家長制更好。它若行得其道如今日的英語國家，則政府便是為民服務的機構；權力若被濫用，則全國國民，都會變成獨夫專政的個體物件。盧梭說：「暴君之前，人人平等。」（Before a despot everyone is equal。）就是指的此一情況。到那時，天既不高、皇帝也不遠，那就民無噍類矣。上節所述戰前的德義日加上個斯大林的俄國，戰後的毛澤東和他的紅衛兵，就是這個畫虎不成的洋制度走火入魔的結果。九〇年代的臺灣從家長制蛻變到一個「社會重於國家」的洋制度方向來，希望它的年輕的政治領袖們相忍為國。不要也畫虎不成，迷失方向才好。
以上所說的宗法社會傳統下的「家長制」只是我們帝國時代，至今還沒有完全「蛻變」掉的特徵之一。但是這一特徵並不是孤立地存在的。它是和我國所特有的農業經濟制度相互配合運作的。它二者原是一對「暹羅連體兄弟」（Siamese twins）。彼此同生共死，是分割不開的。事實上中共今日在大陸上的政經失調，便是在這兩個弟兄之間想舍其兄而留其弟，所以就矛盾百出了。
重農輕商的後遺症
不過話說回頭，我們原有的以農立國的經濟制度，也並不是甚麼壞制度。相反的，它原是在人類歷史上經過精心設計，一行兩千年而有實際效驗的「較好制度」（better system）呢！須知中國封建時代，原和歐洲一樣，土地是屬於國有的。可是在封建制崩潰之後，歐洲的經濟便迅速地走上了「重商主義」（mercantilism）。而我們卻緩緩地走上「重農主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