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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自「鴉片戰爭」（一八三九～一八四二）開始，我全國同胞、仁人志士，殫精竭慮所追求的便是這三個目標。但是一個半世紀過去了，我們在大陸上可說是一個目標也未追到，甚至愈追愈遠。臺灣呢？為山九仞、功虧一簣。這一簣之土是否可以平安地加上去，而不致因一根茅草便壓死一隻駱駝。我們寫歷史的人，執簡在手，每晚都開啟電視，只有耐性地等著瞧吧！
「後封建」時代的中西之別
朋友們或許要問：民國之遠景既若是之單純，何以我民族苦學猛追了百餘年，死人億萬，至今仍是前途未卜呢？這問題的答案當然是千頭萬緒的。同時這一問題亦非中國所獨有。大國如印度，小國如菲律賓和印尼——乃至今日的整個「第三世界國家」，不都有類似的困擾？不也各有其不同的原因？但是困擾中國最大的原因，顯然還是個中西「文化衝突」（cultural conflict）的問題。
須知我們的大清「帝國」是兩千多年來，一脈相承，純中國文化的產品；而「民國」則是個徹頭徹尾西歐文明的延續。以古老中國的傳統，一下要接上現代西方的制度，若只說是「鑿枘不投」，我們還是小看了這個問題。事實卻是它二者是「兩極分化」、「背道而馳」，甚至是「水火不容」呢！因此要以中式「帝國」之蛹，蛻變出一個西式「民國」之蛾，其過程是痛苦不堪的。但是處此「後封建時代」（post…feudal period），在西方急劇發展的影響之下，我們又必須洗心革面，非變不可，這就是我們近代史上的難解之結了。
可是中西之別，究在何處呢？這問題，答來話長。這兒且說點簡化的大略。
從比較史學著眼，可以說近兩千年來世界文明之發展，大致可用東亞、西歐兩大主流之演變以概其餘。這兩大主流本是各自發展，極少相互干擾的。兩相比較，其成就蓋亦在伯仲之間。可是在十七、八世紀之後，西歐文明就顯然逐步領先了。當東亞文明還停滯在帝王專制、農業經濟時代，西歐各國在政治上已揚棄了專制；在經濟上也擺脫了以農為本而逐漸地發展出「重商主義」和「工業革命」了。
西歐文明何以在近代突然脫韁而馳呢？其關鍵蓋為「封建社會」崩潰之結果。筆者在諸多篇拙作裡，曾一再闡述中西社會發展之過程有其「通性」，如雙方封建社會之發生與成長，便是通性之一例。然中西社會之發展過程，亦有其「特性」，如西方封建社會之形成，實發生於羅馬帝國崩潰之後；而中國封建社會之成長，則發生於秦漢大帝國建立之前。由於中西曆史主觀與客觀條件之不同，而有其社會發展程式之先後；程式不同乃又導致這兩個社會在近古與現代，亦有其本質之差異。
二者本質之差異又何在乎？曰：現代西歐北美社會發展之基礎在「社會重於國家」也。「國家」（state）者，社會之「上層建築」（super structure）也。國家之結構隨社會之變動而變動。
我國則反是，我國社會發展之基礎，則「國家強於社會」也。社會為國家之「上層建築」，其結構之型態，其榮枯之動力，悉聽命於國家之頤指氣使也。
中西兩社會之背道而馳，又何胡為乎而然呢？曰：雙方發展中之主觀與客觀諸條件，均有以導致之。
西方中產階級之自然形成
蓋西歐於十五、六世紀封建社會崩潰之後，由於種種條件之限制（包括永遠無法統一的拼音文字），他們因此也出不了一個秦始皇。其結果便形成一種小王國、小城邦紛立的局面。其小焉者大致如今日之港、澳與新加坡甚或更小。其大者亦不過如南韓、臺灣或稍大，其最大者亦不過一四川耳。吾人如閉目試作遐想：當年西歐一隅之地，便有十數（甚或數十）新加坡、港、澳、臺、韓，在商業上作激烈之競爭。它們的獨立或半獨立的政府，也被拖著勉力跟進（如近二十年之臺灣與南韓）；大家一致向錢看，一個「重商主義」，當然就不呼自出了。
社會繁榮帶動了教育與科技之發展，加強了「文藝復興」與「宗教改革」。亞當史密斯之《國富論》，也就變成現代社會科學之第一部書了，其情蓋亦如今日臺灣坊間之《股票指南》也。浸假一個以動產與不動產為基礎而取得政治力量的「中產階級」乃應運而生（試看今日的臺灣與南韓）。大家拳腳交加地在「一院制」（unicamera）的議會之內，壓制了老貴族，提高了增額平民議員；建立並加強了下院，便控制了政府。上節所述「代議政府」云云，在不斷改進中，乃變成為維護此一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