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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康、梁這次所領導的學潮，實在是一個「舉人造反」的團體行動。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舉人造反就等而下之了。就在這造反未成之時，朝廷的威脅利誘一時俱來。它一面宣告要嚴辦聚眾滋事，一面又貼出了黃榜，學潮總指揮康有為，高中第八名進士。這一下「金榜掛名」，數十年灰溜溜鳥氣全消。馬上脫青衫、著紅袍，保和殿面聖去者。還鬧啥學潮呢？那些名落孫山的榜外公車，也只有打點還鄉，還債、賴債、打秋風去了。臺灣割給日本，讓唐景崧和胡適的爸爸去善後受罪吧！他們在痛哭流涕一番之後，也暫時管不著了。大家鳥獸散，顢頇無能的大清政府，未派一輛坦克上街，天安門的大學潮，也就煙消雲散了。
誅心而論，天下原無不是之學潮！康、梁師徒為著變法改制，雖然後來都變成在逃的死囚犯，但是歷史畢竟是公正的。最近的《人民日報》不是心血來潮，對康、梁和王安石等人，又補作了至高的評介。既然領導那個小學潮的康、梁是歷史上值得歌頌的人物，那麼硬說魏京生、王丹、包遵信、王軍濤等是該關該殺的「暴亂分子」，豈不是睜著眼說瞎話？
人生苦短，一時烜赫，究竟是白駒過隙、過眼煙雲。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我們倒真希望領袖萬歲。當朝諸公長生不老。再過他一百年，回頭看看「小平變法」的過程；看看將來的歷史家對他們是怎樣下筆的。
人民問政的開始和「太子黨」
「公車上書」這一出小鬧劇未搞出什麼立竿見影的效果。地還是照割；款也照陪。可是舉人造反這一鬧，卻鬧出個庶民問政的風氣。關心國事，卻變成了一時的風尚。關心之道，則是糾合志同道合之士，組織社團，報效國家。士大夫們目光遠大、滿腹經綸，就要組織他們的「強學會」、「保國會」；江湖豪傑，氣功師、武術師，忠肝義膽、視死如歸，就要組織他們的「義民社」、「義和團」來「扶清滅洋」；海外華僑青年，海內知青和秘密會黨，也要組織他們的「輔仁文社」、「興中會」、「華興會」、「光復會」來「驅除韃虜、恢復中華」。一時組織林立，百會蜂起。據梁啟超所作統計，自甲午（一八九四）至辛亥（一九一一）有章程可考的各種公開社團，蓋有一百六十餘家之多。——其宗旨除少數的革命造反之外，蓋多為保種強國，扶清滅洋而設也。「扶清滅洋」可能就是後來中共「興無（產階級）滅資（產階級）」的老祖宗吧！
在這百餘種社團中，那最有聲勢、最有內容、也是最先組織的團體，應該是由康、梁領導的「強學會」了，原來康有為在領導公車上書之後，一時名滿天下，變成了時代的寵兒。朝野士大夫皆折節下之。大家（包括西太后）都認為改制維新是中國必走之路，而康有為是這條路上的明星甚至是先知。康氏如果真是個政治家和思想家，他是大有可為的。不幸我們在一百年後的「恩怨盡時」為他「論定」，才發現他老人家二者都不是，後節再詳論之。雖然他也為著他所想象中的「變法改制」，不眠不休地投下了百分之百的精力，和一個胞弟的生命。
在《馬關條約》簽訂後的幾個月之間，中國朝野在痛定思痛之餘，大家真是洗心革面，想在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辦報辦學，組織社團從事革新。那時中國居然也有個「太子黨」（且用今日的語言來說）——那批有改革思想的「高幹子弟」，如張之洞的兒子張權、曾國藩的孫子曾廣鈞、翁同龢的侄孫翁斌孫、陳寶箴的兒子陳三立（名史學家陳寅恪之父）、沈葆楨的兒子沈瑜慶、左宗棠的兒子左孝同等數十人—— 其中最重要的可能就是湖北巡撫譚繼洵的兒子譚嗣同了。
寫歷史的人不能小視「太子黨」這個東西。因為他們得天獨厚，家庭影響深遠；教育最好，知道舊政權的內幕最真切，接受新思想也最快。他們如果不流於吃喝嫖賭、貪贓枉法而有心為國為民，他們往往是傳統中國裡，最精彩的接班集團或進步改革人士，甚至是造老子反的地下革命頭頭。漢、唐、明、清早有先例；國、共兩黨政權中，且變本加厲。——我們只要單挑一、二人如臺灣的陳履安和大陸的葉選平就足夠說明一切了。
清末除這個太子黨之外，一批有能力有經驗的中年官僚軍人如袁世凱、聶士成、孫家鼎、張謇等人：老年官僚甚至是李鴻章，都是傾向於改革開放。至於張之洞、陳寶箴、翁同龢等太子黨之父就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