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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捕獲的革命黨刺客，竟然是文名滿天下的汪精衛。訊息傳出，一城皆驚。汪黃大獄由肅親王善耆親自主審，而善耆竟是個惜才之士，他首先便被汪氏的文名儀表供詞和風采所懾服。當他把汪、黃兩犯「隔離審訊」時，二人皆堅稱是「個人謀反，累及無辜朋友」，叩請庭上將本犯千刀萬剮而將無辜者釋放。據說善耆聞供大為感動，竟放下硃筆，再三嘆息，口稱「義士、義士」不絕。就這樣他才說服攝政王載灃，把這兩個罪至凌遲處死、九族同誅的「大逆犯」，輕判為「永遠監禁」的。
作者落筆至此，倒覺得載灃、善耆這些「韃虜」貴族，顢預誤國，固罪無可逭，然較諸後來國、共兩黨，誅鋤異己，殘害無辜者之兇狠毒辣，實有足多者。治史者記錄善惡，可不慎哉？！
汪精衛那時年輕衝動，激於義憤，不惜一死，曾引起全國同情，把排滿革命，帶向另一高潮。其實汪氏只是因其多彩多姿，而暴得大名。當時革命黨人，痛恨清室誤國，沮喪之餘，人人皆有必死之心。其中無名烈士，其死難之慘烈，更足銘人肺腑。即以喻培倫烈士而言，喻君原為三位刺客中的漏網之魚，原可不死，但是最後還是自求一死，做了黃花岡上的烈士。今日世人但知「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的汪精衛，又有誰知道，真正引刀成一快的小四川佬喻培倫烈士呢？！
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廣州起義」，最後叢葬於黃花岡的「七十二烈士」（實數是八十六人），他們當時是人人自求一死的。這群烈士都是當時中華民族中熱血沸騰的青年，他們眼見國家危亡就在旦夕之間，而人民愚昧、清吏顢頊。他們原想藉華僑之錢，憑會黨之勇，以推翻滿清惡政。可是起義十餘次之後，才知藉華僑之錢匪易，憑會黨之勇尤難。絕望之餘，乃決心以一己血肉之軀，作孤注之一擲。這就是七十二烈士死難前的孤憤心情。
他們死得太慘烈了。八十多人原是「同盟會」的骨幹，他們差不多每個人都是將相之才，卻被當作衝鋒陷陣的小卒犧牲了。一旦集體犧牲，則同盟會之精英斫喪殆盡；但是他們之死，也挖掘了我們民族的良心。——全國暴動已蓄勢待發，清廷惡政也被推到了崩潰的邊緣。
「共進會」、「文學社」是怎樣的團體？
果然距七十二烈士之死，為時未及半年。便發生了十月十日（陰曆八月十九日）的「武昌起義」，從狹義的觀點立論，這就是「辛亥革命」了。所以所謂「辛亥革命」者，便是近代中國為「驅除韃虜、建立民國」而發動的革命運動之最後一次的「起義」。透過這次起義，則「驅除韃虜、建立民國」的兩大目標，便完全達到了。——因此吾人如認為「中國現代化運動」是有其「階段性」的，則「辛亥革命」應是第一階段，而且是完全成功的第一階段。不過其後還有三、五個乃至七、八個「階段」，有待突破罷了。
可是我們如果是「一次革命論者」，認為長治久安的百年大計，可以「畢其功於一役」——國共兩黨的理論家，都是一次革命論者，就難怪孫中山先生要慨嘆「革命尚未成功」了。共產黨理論家則認為它是「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它不是共產黨人所認可的「革命」。是耶？非耶？讓我再看看這「武昌起義」是怎樣搞起來的。
長話短說。直接推動「武昌起義」的，有兩個重要的革命團體：「共進會」和「文學社」。另一個團體「日知會」則作用不大。它只是個被革命人士用為盾牌的聖公會讀書室的名字。那且也早在辛亥前就解散了。
「共進會」於一九○七年成立於東京。原動議人為同盟會內黃興以後最末一任的「庶務」劉揆一。揆一為什麼於同盟會之外，再組織個共進會呢？其原因是同盟會鬧分裂。光復會退盟；孫中山與汪胡等人在南洋另組同盟會「總部」，因此原同盟會分子之留日者，不願再隸屬於老同盟會。劉揆一是傾向中山的，所以他想另組一個與同盟會性質相同的團體以為彌縫。
據共進會成立宣言：共者共同也；「進」者「有進無退」也。所以它也是許多小革命團體的「共同」組織。宗旨與同盟會完全一致。只是把平均「地」權，改為平均「人」權。至於會旗，他們就不用孫中山堅持的「青天白日」了；改用「錐角交錯」的十八星旗。中國那時有「十八行省」，每省一顆星，顯然亦以美國「星條旗」為模範也。新會既立，一時頗得人心。各省英雄紛紛加入，如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