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哼哈二將。
但是那時保持同盟會不致分裂的最大功臣，應該還是黃興。黃興是「同盟會」中的實力派；也是孫公之下的「林彪」（法定接班人）。他已是眾望所歸，用不著搞什麼「五七一」就可接班。但是黃興這個人雖也是個跨會分子，卻有點儒家氣質——也可說是「固有文化」的涵養吧——他識大體、有氣度；他拒絕了趙匡胤的那件黃袍。並且苦口婆心、任勞任怨的維持了「同盟會」的團結，這才有後來的中華民國。
不幸後來有一些史家，按傳統治史的方法，把締造民國的功勳，全部派給了國父孫中山先生，而對黃克強的貢獻，顯然是隻給了些低調的認可。這可把他的小女婿薛君度教授氣壞了。君度不知吹斷了多少根鬍子。他為這位民國的cofounder 老泰山明怨白謗，真忙了大半輩子。最近我的朋友汪榮祖教授著書研究章太炎（一九九一年六月二十日臺灣初版），也頗為克強不平。其實歷史書為英雄作不公平的定位，是自古而然。楊衢雲烈士還不是因為少了個女婿，而至今無人替他平反。再者，中國現代化是分階段前進的。中山的歷史功勳如只限於同盟會那一階段，而沒有「聯俄容共」的後一段，他在歷史上也不可能有今天這樣光鮮的。黃公不幸，沒等到歷史進入另一階段，他就短命死了，夫復何言？
*原載於臺北《傳記文學》第六十卷第一期
八、韃虜易驅，民國難建
還有許多歷史家，尤其是若干美國漢學家，像已故的哈佛學派健將瑪麗？瑞德教授（Mary C。 Wright）。她把狹義的辛亥革命追根究底，竟發現武昌起義是「文學社」、「共進會」他們搞起來的。「同盟會」幾乎沒有實際參與。
我們治革命史的，如果只從「組織」的一個角度來看它，這話原沒有錯。辛亥十月十日武昌首義時，同盟會和那些首義團體，的確沒有直接的組織關係。但是「革命」原是在某種特定的意識形態之下，「一時俱發的群眾運動」（a spontaneous mass movement）。在爆發之前，更重要的則是有一個「全國一致信服的意志」（national consensus）。此一意志，雖革命群眾人人皆有，然其中總有一兩個，甚或只有一個團體，為「眾星所拱」，為兄弟團體所信服的，「馬首是瞻」的老大。中國革命如此，美國革命、法國革命、俄國革命也都是一樣的。老實說，辛亥革命前後，革命群眾所一致篤信不移的共同意志，只有八個字：「驅除韃虜，建立民國。」（須知袁世凱就是抓住上四字而掠奪了革命果實，身正大位的；他也是背叛後四字而身敗名裂、遺臭青史的。）而同盟會卻正是這椿「共同意志」的發源地和推動者。它也是化這一意志為革命行動的「馬首」。它更提供了「以美國為模範」的運作方式、抽象理論，和領袖人才。——辛亥革命期間，「同盟會」之外，其它的小革命團體，都只是一些「娃娃隊」、「紅衛兵」。他們造反有餘；建立民國就不是他們辦得了的事了。所以治辛亥革命史而忽略了「同盟會」領導的重要性，正如治黑奴解放史而低貶了林肯一樣，都是二次大戰後，美國繁瑣史學濫觴的結果，不足取也。
可是同盟會當時這八字靈符，宣傳起來，雖有其摧枯拉朽之力；而實行起來，卻有其難易之分。「驅除韃虜」那時是最有效率的口號。它擴大了統戰範圍；縮小了打擊目標。把大清帝國的一切罪惡，腐爛社會的一切不平，帝國主義的各項侵略，這些大黑鍋，都讓「韃虜」大哥一肩背了過去。把「韃虜」一下「驅」掉了，一個燦爛光輝的中華上國，立刻就可「恢復」了。——好不痛快哉？！
驅除韃虜豈難事哉？非也！現在紐約市大執鞭，當年是「正黃旗」貴族的吾友黃庚教授，便時常指著他自己的鼻子向我說：「你們（漢人）那時要驅除的韃虜，就是我！」「我們（漢人）」那時為什麼要「驅除」這樣一個多才多藝的小韃虜黃庚呢？我拍拍黃教授說：「我們不但不驅除你，還把漢家姑娘嫁給你呢！」
所以孫中山那時要「驅除韃虜」，只是驅除幾個可憐又可嫌的滿族寡婦孤兒，和十來位昏聵糊塗，連半句「滿語」也不會說的滿族老頭子罷了。其後袁世凱歪歪嘴，不就把他們「驅除」了？——乾淨利落。
可是那八字靈符的下四字「建立民國」，就不那麼簡單了。中山與同盟會諸公，首先即以他們自己新組織的同盟會為示範，來試驗那個「三權分立」、「權力制衡」和「司法獨立」的美國式的共和模式（republican mod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