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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老兄在紐約點出了這一點。一八九六年中山在倫敦待了八個月，也證實了這一點。孫中山是個好學深思的人，一輩子都在中西典籍（尤其是西書——毛澤東不如孫中山，就是他不讀西書）中探索學理。讀到喬治的《進步與貧困》之後，恍然大悟，非反對炒地皮不可。
中山和喬治這一套，都是相當深奧的。它不是青年留學生如薛仙洲，和八股文專家胡展堂或「一夜就學會了日文」的梁啟超所能輕易瞭解的。所以他們都曾和中山「激烈爭辯」，甚至反對到底。這一套對「同盟會」、「共進會」裡面的紅衛兵們來說，那就更是一頭霧水了。因此共進會後來頒佈的「會章」，一切都以同盟會的會章為藍本，只是把「平均地權」一條改為「平均人權」。胡漢民在《民報》上談「六大主義」，其中之一竟然是「土地國有」。「土地國有」屬於王莽和毛澤東，非孫中山也。
中山那時所搞的如果只是簡單的「分田」、「土改」，那他老人家晚年才想起的「耕者有其田」，一句話就夠了。提倡「耕者有其田」，則「十代務農」的梁啟超，和早年貧無立錐的胡漢民，都不會反對的。殊不知早年中山所搞的卻是亨利？喬治一套的洋東西，對胡、梁等一些土老兒說來就有對牛彈琴之感了。
其實亨利？喬治（一八三九～一八九七）和馬克思（一八一八～一八八三）一樣，都是十九世紀的理論家。喬治第一本談「土地政策」的書是一八七一年出版的，那時資本主義的諸「大王」，都還潛龍在田，蓄勢未發；只有炒地皮才一馬當先。所以喬治先生以為用「單稅法」解決了土地問題，其它一切社會經濟問題，也都可迎刃而解了。這是他老先生一廂情願的想法。其實「經濟起飛」了，哪一項利潤不是unearned increment（無勞增值）呢？要「漲價歸公」，為什麼只對地皮客過不去呢？這就是「民生主義」的漲價歸公的辦法，直到今天的臺灣也實行不了的緣故。現在我們在紐約的「小臺北」法拉盛，一度有華裔「地產經紀」三百家，這兩年來地皮跌價，據說都紛紛改行了——這就叫做「市場經濟」、「自動調節」嘛！中山早年的操心是值得理解的。但是卻是個不必要的杞人憂天。
挖掘了民族良心的「黃花岡」
孫中山先生實在是十分偉大的。他不但在辛亥革命時代是個最前進的思想家。搞歷史的人一百年後回頭看，孫公仍然是我民族最高層領袖中，近百年來極少有、甚至唯一的「現代人」。毛澤東雄才大略也，可是「太土了」。這三個字不是我們寫歷史的人封他的。那是他枕邊人江青夫人對他的評語。君不見毛主席故宮的偉大書房裡，就找不到一本洋書？君不聞，毛主席自誇把《資治通鑑》讀了六遍。毛主席一輩子只會做酸溜溜的舊詩詞，而一句「新」詩也不會寫；毛公也一輩子未穿過西裝，據說也未刷過牙。他這位土老兒居然也找到了一個當明星的老婆，實在是難能可貴了。
中山先生是個現代人。他在辛亥革命時的思想，是「新」得過了頭，也可說是「躐等」吧！其實他那「八字」真言，就足夠領導一個「辛亥革命」了。其它都是多餘的。
為著「驅除韃虜」，同盟會一成立，他們就想到要聯合會黨，搞武裝暴動。在辛亥之前，孫中山所親身領導的所謂「十大起義」，有八次都是同盟會在它短命的六年（一九○六～一九一一）之內發動的。一九○七年一年之內就「起義」了四次，計有「潮州起義」（五月）、「惠州起義」（六月）、「欽州起義」（九月）和「鎮南關起義」（十二月）；外加同年七月光復會徐錫麟的「安慶起義」。一九○八年則有「欽、廉起義」（三月），雲南「河口起義」（四月）；一九一○年則有「廣州起義」（二月）；一九一一年「武昌起義」之前則有最慘烈的黃花岡（一作「黃花崗」）七十二烈士的「廣州起義」（四月二十七日，陰曆三月二十九日）。
同盟會諸公為什麼要不斷地搞這些準備並不充分的小起義呢？而這些小起義為什麼沒一個能維持若干時日的呢，這就因為孫黃諸公都堅信滿人政權已到了山窮水盡的末日。牆倒眾人推，只要他們能以有限的力量，在中國南部沿海佔領一兩個城市，全國各地就會一致響應；然後群策群力，就會把大清皇帝拉下馬。——他們這一構想，並沒有錯。辛亥武昌起義之後，各省響應之熱烈，不正是如此？可惜的是清末革命黨人搞了十餘次大小起義，竟然沒一次能佔領一個城池至一兩個星期之上的，所以連鎖反應就無從發生了。
再者，孫、黃二公都是運動秘密會黨起家的，他們過高地估計了會黨的戰鬥能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