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七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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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風靡了數以千萬計的黃海彼岸的祖國同胞。——孫文在中國革命中的不移地位，也從此確立了。

一個星期之後，一九○五年八月二十日，星期一，在中國近代史上起劃時代作用的「中國（革命）同盟會」，在東京赤坂區一家市民住宅裡，便呱呱墜地了。（為免日本政府幹涉，會名中刪除「革命」二字。）

「同盟會」這個革命大拼盤

「同盟會」是怎麼回事呢？它的名字本身就說明得很清楚。它是許多小革命團體（加上許多革命單幹戶）所聯合組織的一個革命大同盟或革命大拼盤。其性質就頗像抗戰末期就開始組織，今日在大陸上仍變相繼續存在的「民主同盟」。

「同盟會」最早的團體盟員計有「興中會」、「華興會」、「光復會」、「軍國民教育會」、「科學補習所」等等。按道理，這些小團體一經入盟，小團體本身就不應該繼續存在了。但這不是我們中國人的幹法。咱中國人知識分子是歡喜搞小圈圈的，所謂「黨外有黨，黨內有派」也。原是無黨無派之人，一經卷入「黨派」，還要再製造小派系，何況原先已有黨派了呢！「國共合作」期間，有所謂「跨黨分子」（毛澤東、周恩來當時都是「跨黨」的）；「民主同盟」初期老盟員也大多都有雙重黨籍的——例如某人是「民主同盟」盟員，他同時也是「青年黨」或「民社黨」黨員。這樣一來許多盟員就要發生「雙重忠誠」（double　allegiance）的問題。一旦這雙重忠誠發生牴觸，盟內黨內就要鬧分裂了。

事實上，同盟會成立之初，就發生了這樣的問題。當時當選「總理」（也就是黨魁）的孫中山先生本人就是個「跨會分子」。他原是「興中會」的黨魁。但此時興中會已不復存在。原興中會員加入「同盟會」者，也只有中山本人及梁慕光、馮自由三人而已，而中山卻念念不忘他的興中會。所以等到「同盟會」需要有個「會旗」時，中山就堅持非用原興中會的「青天白日」會旗不可。黨魁示人不廣，這一下就和他的副黨魁黃興幾乎鬧翻了。——這點小芥蒂，在這兩位可敬的民族領袖心中，是死掉也要帶進棺材裡去的。

華興會當時是「同盟會」團體盟員中，最具實力的一個。華興會員在第一次入盟時即有九人之多，再加上個《二十世紀之支那》這個雜誌和社址。這刊物旋即易名為《民報》，作為同盟會的機關報。黃興既坐了同盟會的第二把交椅，他倒能捨棄「第二種忠誠」而和中山合作無間，但是華興會在精神上卻並未消失。那些後來不願或無意與「同盟會」發生直接關係的小團體，像共進會、日知會和文學社等等，實際上都與華興會有最密切的關係。

至於光復會，它在一開頭便是「同盟會」中，意興不大的盟員。會員中最初加盟的，也只有一個人。同盟會早期的重要位置，他們也未分到一席。一直到章太炎因「蘇報案」在上海坐牢期滿，於一九○六年夏季，東渡日本，接編《民報》之後，光復會的會員在同盟會內才稍形活躍。《民報》也以太炎接編而聲價十倍，暢銷一時。與保皇派的《新民叢報》之筆戰，尤其膾炙人口，譽滿神州。

孰知好景不長，《民報》發刊未及兩年，日政府在清廷壓力之下，贈中山鉅款一萬五千元，禮逐中山出境。孫公未與眾議，乃收下鉅款（留兩千給《民報》），便於一九○七年三月四日率爾離去。這一下不得了，幾乎觸怒了留在東京的全部盟員。他們在章太炎、張繼等的帶頭之下，發動了一次聲勢浩大的驅孫怒潮——同盟會分裂了。光復會也恢復了它自由的組織，和同盟會分頭革命了。是年夏季，徐錫麟、秋瑾等起義失敗就義，後來國民黨黨史上都認他們是同盟會的死難先烈，其實他二人都不是同盟會會員。後來那位被蔣志清（介石原名）親手刺殺的光復會領袖陶成章，原來倒是同盟會員，並做過《民報》總編輯。陶氏之死，算是叛徒或烈士，連治黨史的也難下筆了。

同盟會這次雖然分裂，但是並沒有把這一大拼盤鬧垮。第一是因為這時革命的浪潮已如日中天，而且是全國性的。在千萬革命志士、無數革命集團各自為戰、群龍無首的狀態之下，「同盟會」和「孫逸仙」卻正好具備這個「首」的資格。引一句洪秀全告訴李秀成的話：「朕的江山，你不保，有人保。」

第二是，同盟會的團體盟員此時已不發生決定性作用，因為絕大多數（數以千計）的新盟員，原都是一些革命的單幹戶。他們在入盟之前並沒有個小組織。因此也沒有「第二種忠誠」——他們就一心一意，生死以之，為同盟會的理想奮鬥到底。這種單幹戶最標準的代表，便是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