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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據為張學良所信任，替張氏記錄口述歷史的哥倫比亞比亞大學圖書館工作人員張之宇記載：“張氏曾自疚，告訴筆者：我是封疆大吏，中東路，九一八事件，對蘇、日關係，平時我有自主權，不能說有了事，推卸責任。外間傳說我有蔣（介石）先生不抵抗手諭存在於鳳至手中，是扯淡。于鳳至不是那種人。”44 張學良對為他記錄自述歷史的著名歷史學者唐德剛談的話記中，有如下一段記述：“我要鄭重地宣告，就是關於不抵抗的事情，九一八事變不抵抗，不但書裡這樣說，現在很多人都在說，這是中央的命令，來替我洗刷。不是這樣的。那個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說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的，絕對不是的。”“那個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他解釋當時為什麼下令不抵抗：沒想到日本敢那麼樣來（指侵佔整個東北――引者注）事前未料到，情報也不夠，我作為一個封疆大吏，我要負這個責任。”“不抵抗，不能把這個諉過於中央。”當唐述及，五十多年都說蔣介石電令不抵抗，張學良還把電報稿隨時放在身上時，張學良回答說：“瞎說，瞎說，沒有這事情。這種事情，我不能諉過於他人。這是事實，我要宣告的。最要緊的就是這一點。這個事不是人家的事情，是我自個兒的事情，是我的責任。”45 張學良自述，九一八事變發生後，下不抵抗命令者，是他自己，而非中央政府。這是對“不抵抗主義”最有力的澄清。
作品相關 抗戰期間日蘇之間罪惡的秘密交易（轉貼）
早在30年代，日本侵略者在我國黑龍江東寧等地修築了許多軍事要塞，其規模之大、設施之完備令人吃驚。為此，他們動用了大量的中國勞工，其中大多數人都死在那裡。該節目的標題為《深山裡的罪惡》，真是恰如其分。東寧位於綏芬河一帶，與俄羅斯隔河相望，這些工事顯然是針對當年的蘇聯政權的。令人奇怪的是，日軍花了那麼大力氣來修築這些工事，為什麼到後來又棄之不用了呢？這顯然與日蘇兩國的妥協有關。 日蘇之間的妥協是在1941年4月實現的。在此之前，即1940年年底，美國總統羅斯福在“爐邊閒話”（亦稱“爐邊講話”）中，把日本與德國、義大利兩個法西斯國家相提並論，並宣佈要進一步對我國實行軍事援助。隨後，美國國務卿赫爾也表示，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是摧毀文明世界的第一步，美國不能坐視不救。 美國政府的態度鼓舞了中國人民計程車氣，也使國際形勢更加明朗。1941年1月2日，《大公報》以《爐邊爆彈破春曉》為題發表杜評說，德國和日本在歐亞兩洲的窮兵黷武，使“一九四一年將為決定世界大局的命運之一年”。在這種形勢下，除了“英國的戰鬥力量及中國的繼續抗戰，自然是直接的決定因素”外，還有兩個足以左右局勢的重要力量，那就是美國對民主國家的援助以及蘇聯和平政策的堅持。社評說：從羅斯福總統所表示的“對於暴力之不能妥協，一若我們不能與夷燒彈講理”的觀點來看，美國已經“走近參戰之路”；因此蘇聯是否信守承諾，繼續堅持其反法西斯立場，就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 然而事情的發展卻完全出乎人們的意料。1月21日，日本外相松岡洋右在議會發表演說，談到要消除日蘇之間的誤會，重新調整兩國關係。二月中旬，松岡在日本眾院重申這個問題，並說兩國關係“最近頗多改善”。日方對蘇暗送秋波，自然引起中國政府的注意。2月23日是蘇聯建軍節，蘇聯駐華武官在重慶舉行執行會。按慣例蔣介石是不參加這類活動的，這一次他卻破例去蘇聯大使館表示祝賀。 3月8日，《大公報》援引來自倫敦的訊息說，《泰晤士報》認為日蘇兩國可能要簽署互不侵犯條約，於是人們紛紛猜測松岡將訪問蘇聯；但日本政府發言人在面對記者的詢問時，卻對兩國即將開始的密月守口如瓶。兩天後，路透社又報道說，松岡即將取道西伯利亞赴德國、義大利訪問，而他此行的真正目的，則是為了簽訂日蘇條約。 3月12日，松岡開始赴歐洲訪問。臨行前他聲稱此行任務重大，返回途中將訪問莫斯科，可見英國新聞界的訊息並非空穴來風。值得注意的是，在此前後，美國參議院正式透過了軍火租借法案，羅斯福也再次表示援華計劃正在進行之中。 對於日蘇關係的這種變化，中國官方和民間都極為關注。3月18日，國民黨宣傳部長王世傑在日記中寫道：“松岡洋右已由日經蘇聯赴德，其任務不明，外間有無數揣測。”3月22日，《大公報》也發表《松岡騙不了蘇聯》的社評，指出松岡此行的第一目的，即第一陰謀，就是“想在莫斯科掛一鉤”。至於如何掛鉤，“大概不外下述三點：（一）藉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