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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或勸導張學良，不能從遼西撤兵，要對日軍的進攻進行抵抗，但張不聽，還是自行撤兵。張學良不是凡中央政府指示他都執行的。試想，九一八事變發生後，如果張學良執意抵抗，中央政府即使不同意也阻止不了他抵抗；相反，中央政府命令他抵抗，他卻不服從不抵抗，防守錦州問題即是如此。正因為如此，一些學者認為：張學良“作為奉系軍閥的後代，尚有相對而言的獨立性和抗禦蔣的實力及脾性”17蔣張二人形式上是中央與地方、上級與下級的關係，實質上卻是“平等的同盟關係”。“中央無法強迫張學良做他不願意做的事情”，張對東北有決策方面的許可權。
作品相關 蔣介石向張學良下過不抵抗命令嗎？（二）
二 澄清之二：能輕信回憶錄的記述嗎？ 有關九一八事變發生後“不抵抗”方針決策責任的判別， 有些論著往往依靠某些回憶錄作為憑證。 殊不知，並非所有的回憶錄都是準確可靠的。回憶錄因年代較長，回憶者記憶有誤，或有感情因素，有意褒貶，均在所難免。對於回憶資料中真偽雜陳的情況，需要認真考訂核實，不能不加查考，隨便拿來就用，否則，容易發生以訛傳訛現象。 有的論著引證曾任張學良機要秘書的郭維城之回憶：“九一八事變當時，張學良將軍在北平，一夜之間十幾次電南京蔣介石請示，南京方面卻若無其事地十幾次覆電不準抵抗，把槍架起來，把倉庫鎖起來，一律點交日軍。”3 p173 * 前已分析，東北當局對中央政府具有相當大的獨立性，特別在軍事方面。張學良身當陸海空軍副總司令，只居蔣介石一人之下，而蔣氏對他也不能隨意指揮。9月18日，蔣介石離開南京，南京還有誰能對張學良發號施令呢？況且，命令這樣具體，讓東北軍“把槍架起來，把倉庫鎖起來”，而且“一律點交日軍”。指揮到這樣具體的程度，有任何可能嗎？一夜之間，十幾次請示，十幾次覆電，有這種必要，有這種可能嗎？而從顧維鈞回憶和張學良副司令行營秘書處機要室主任洪鍅等人的回憶，張學良是19日才致電南京報告瀋陽事變情況的。國民政府中央得知瀋陽事變的資訊，是在19日，這也可從國民黨中央臨時會議的記錄和邵元衝日記等資料中得到證明。總之，郭維城的回憶漏洞很多，難以憑信。不知所謂事變發生後下令張學良不準抵抗的電文儲存在哪裡？但有一點是清楚的，這段回憶中存在著明顯的錯誤。且不論“九一八”當夜，張學良“十幾次電南京”請示的說法，多麼難以令人置信，只說一點即可知其不確：當天夜裡蔣介石本人根本就不在南京。蔣氏於事變發生的當天（9月18日）乘艦前往南昌督師剿共。7 p126 19日晚，在南京之國民黨中央黨部召開臨時會議，決定“電請蔣主席回京（南京）”。13 p275 *郭維城回憶原載《東北日報》。查對原文，引據書中引文內“南京方面”，應為“而蔣介石”。報道中還寫到：郭維城將軍說：“蔣介石（命令不許抵抗的）這些電文（報），一直到現在還儲存著。”18 再如，另有一段回憶錄說：西安事變後，張學良在南京軍事法庭上辯護說：“過去國人都責怪我出賣東北。現在我要讀一封蔣委員長給我的電報，請大家看看我是不是抗日。”說著，從衣袋裡掏出個小錢包，從中拿出蔣介石的電報，宣讀，大意是：瀋陽事變，命令張學良不抵抗。3 p173這段回憶固然具體生動，甚至說到張學良“從衣袋裡掏出個小錢包”這樣的細節。但是，它絕不可靠也是很明顯的。當年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高等軍法會審庭審判記錄的檔案資料已經公佈。查閱已公佈的審判記錄，在張學良回答軍法會審判庭提問的辯護詞中，絕無這一內容。這次軍法會審庭審判的主題是西安事變問題，當問及：“黨員官吏向中央建議，向有一定程式，君既有所主張，自應婉詞向中央及蔣委員長陳請採納，乃平日未曾向中央有所建議，突然出此（指兵諫），有何辯解？”張申辯：“我曾將我們意見，前後數次口頭及書面上報告過蔣委員長”，因“我們痛切的難過國土年年失卻，漢奸日日增加”，“無法表現意見於我們的國人，也無法貢獻於委員長，所以用此手段以要求領袖容納我的主張”。張表示：“中國抗日非委員長領導不可。”他指斥的是“親日者之障礙高過於抗日者之進行”。他申辯時未將矛頭指向蔣介石，而是“信崇蔣先生之偉大精誠”，要“恢復及崇高領袖之尊嚴”。9 p476 這是張氏申辯的基調。張學良怎麼會拿出九一八事變時蔣介石命令他不抵抗的電報（假如有的話），來證明自己是抗日呢？ 而且，這次軍法會審庭審判長李烈鈞和審判官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