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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見日本顧問緩緩地落下一枚白子，封住了他的黑子。
段祺瑞一語雙關地說：“你這不是讓我腹背受敵，進退兩難呵！”
日本顧問會心地笑道：“執政閣下，記得前清慈禧太后有一句名言，‘寧贈友邦，不予家奴’。您要明白，您真正的敵人不是我們日本，而是本國的赤色分子！”
幾天後，應杭州教育界之邀前往演講的蔡元培，忽聞老友湯爾和專程來訪。他們是在桃紅柳綠的楊莊見面的，神情疲憊的湯爾和一進門就感嘆地說：
“唉！西湖還是春光明媚的世外桃源，而北京早已成了恐怖世界。孑民兄，看來您是回不了北大了！”
他說完摸出一份《京報》，指著上面的一條訊息《三·一八慘案內幕種種》，說：
“您看，這裡刊登了一份五十人的黑名單。中俄大學校長徐謙，還有李大釗、李石曾、易培基、顧孟餘、許壽裳、周氏兄弟和孫伏園，都在段祺瑞的通緝之列呢！我們國立八校的校長，也開始躲避”
蔡元培的心一下子驚了，當他看完報紙後，臉色蒼白地沉默不語，只覺得胃部又開始隱隱作痛。而北方的局勢日趨嚴峻，開始蔡元培還高興了一陣子，那位當年將溥儀趕出皇宮的國民軍參謀長鹿鍾麟，又義無反顧地派兵包圍了執政府，下令逮捕段祺瑞。沒想到這位喪家之犬提前二十分鐘得到了訊息，倉皇逃入東交民巷的法國銀行裡。過去他是無論兵敗還是失勢都不往這裡跑的，因為當時的對手都是一丘之貉，躲在家裡也安然無恙。這回卻不同了，愛國學生自“三·一八”後天天要找他算賬，為四十多位死難者報仇。他也自知罪孽深重，惶惶不可終日。可是一當國民軍被奉、直聯軍擠出北京，他又溜回家中通電覆職，並向張作霖和吳佩孚搖尾乞憐。但吳佩孚宿怨未消，不但下令監視他，還大肆逮捕安福系分子。他又企圖轉而聯奉拒吳，沒想到張作霖也不願睬他他這才知道已窮途末路，無奈地發表了一份“退休”的通令。他是4月20日狼狽下臺的，當他乘坐張作霖準備的專車路過廊坊時，想起年初徐樹錚在此地被國民軍拖下車處死的情景，忍不住兔死狐悲，潸然淚下。這位昔日不可一世的北洋之虎，從此隱居天津，自號“正道居士”，結束了他漫長的軍閥生涯。
在民國的歷史上，張作霖可為革命者的天敵。正當蔡元培和北大師生信函不斷，猶豫不決地準備回校時，張作霖又以槍殺邵飄萍，查封《京報》館和一批進步報刊，派兵搜查北大書報處等暴行，最終斷了他北上的念頭。
邵飄萍是4月26日清晨被秘密處決的，當蔡元培在上海寓所得知噩耗時，竟悲痛欲絕地失聲哭泣起來。驚得一旁的李平原手足無措，不知如何勸慰才好。蔡元培回想與他共創北大新聞學會的友誼，望著被淚水沾溼的當天報紙，語音哽咽地嘆息道：
“他們怎能以‘赤化’為名隨便殺人眼見一個個有為青年被無端槍殺，我們卻束手無策，這社會還有公道”
其實在《京報》查封前，邵飄萍就聞訊躲進德國醫院，後又移往六國飯店。幾天下來他以為無事了，就於4月24日下午返回報館，結果在途中被偵探抓獲。北京新聞界立即集會，推選代表十三人去請張學良放人。張學良以他宣傳共產為名，一口拒絕。又找民國元老王士珍前去說項，這位少帥仍不買賬。邵飄萍是4月26日凌晨一點多提審的，當時就判了死刑。到四時三十分，天還沒亮，就將他拉到天橋槍決臨刑前這位中國新聞界的鬥士，身穿長夾袍，青馬褂，以浩然之氣向劊子手狂笑數聲，昂步向前走去。行刑者立即用馬槍朝他腦後射擊，隨著砰然一響他應聲倒地。子彈從右眼穿出，一代報界巨擘，終於為正義之聲血染京華。
現在看來那位名噪一時的張少帥，當年雙手也曾沾滿志士的鮮血。他先槍殺了邵飄萍，又逮捕了女共產黨員劉清揚，然後派奉軍闖進北大、女師大、中俄大學等，大肆查禁進步書刊，搜捕進步人士。北大代理校長蔣夢麟見自己上了黑名單，也只好躲進東交民巷的六國飯店避難。李大釗也領著一批已暴露身份的黨員，搬進了蘇聯駐華使館。而剛剛悲憤地寫完《記念劉和珍君》的魯迅先生，終於懷著複雜的心情，告別了生活了十五年的老北京，應林語堂之邀赴廈門任教。
在這虎狼當道之時，蔡元培還有必要北上他真的還能北上在一個陰雲密佈的早晨，他悵然地送別了去南方投身革命的李平原後，就憤而致電北京政府和教育部，明確表示辭去北大校長，辭去俄國庚子賠款委員會委員等一切職務。面對軍閥的殘暴，他又一次打出不合作主義的旗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