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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敢說心裡話的聚會，所以心裡特別痛快。可是紀真，大概是悔於酒後吐真言吧，事後幾次在他面前言不由衷、拐彎抹角地說了些補救的話，顯然是怕他在外面多嘴，這使他感慨系之，心裡有種說不出來的難過。倒不是因為自己不被紀真信任，而是因為他看到了紀真內心裡孤獨得已經沒有一個可以坦誠告白的知己了，人到這個份兒上，還有什麼更可悲的嗎？
對十一廣場烈士紀念碑下的那幾個花圈，他也向紀真問過看法，紀真是一副故作輕描淡寫的神情，“清明節快到了，送花圈很正常嘛。”他當然不相信，憑紀真這樣一個老偵察員的敏銳眼光，還能看不出這是黨內鬥爭表面化、群眾化的一個跡象，紀真不過是意會而不明言罷了。但這件事畢竟又使段興玉心裡稍稍溫暖了一些，因為他深知紀真性格的本質，並不是慣於模稜兩可的，紀真一向乾脆、喜歡一針見血，現在既然故意把花圈的實質掩蓋為正常現象，並無焦憂痛惡之慨，也就足見其內心的傾向了。
今天上午，他們追謠辦公室的一個去北京出差的同志回來了，跟他彙報完工作後，順帶講了講北京的情況。看來，北京也有不少人在醞釀著清明節搞點活動。南京的事態未平，各地已先不穩，南州的形勢會怎麼發展呢？唉，這個風雨飄搖的多事之秋啊，真到了老百姓要上大街說話的劫數了嗎！
可近一天沒有說話了。
這是施萬雲近幾年才形成的習慣。在南州舊市委的領導幹部中，他一向被認為是位出色的演說家。在文革前的十七年中，做檢察長就做了十三年，作為檢察長，重要審判常常免不了要親自出庭支援公訴，親自參加法庭辯論，沒有一副好的口才是不行的。他的出名的雄辯，一直延續到文化大革命開始後的那幾年，在批鬥會上常同“革命群眾”激烈舌戰，調侃之勢不減。以後，當然是低頭認罪了。再以後，下放到了農場。直到七三年打農場回來在家這麼一住，他才真正的變成了半個啞巴，連相隨了幾十年的宋凡也常常要為他的沉默而發慌。
快吃晚飯的時候，江一明來了，手裡提著一包松花蛋，一定又是他那個在部隊工作的兒子給他帶來的，這玩意在南州的市場上差不多絕跡快十年了，的確是稀罕之物。江一明倒是有個不甘寂寞的嘴巴，三十年代他們同在大學裡讀書的時候，他這個學工科的，倒比自己這個學法學的還要健談，不管和什麼物件談論什麼問題，一概滔滔而來。當時曾因此得了一個洋名字：“巴尼僚斯”，取的是漢文“把你聊死”的諧音。幾十年了，學生時期的往事早被歲月的泥沙埋掉，可江一明那樂天達觀的性格和愛發議論的毛病，卻如同根性一般地保留下來。
也許，這些年他作為941廠的頭號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比自己這個全市政法系統的頭號走資派所受到的衝擊，到底要小些吧。
“怎麼樣？又聽到什麼小道訊息了嗎產‘江一明把松花蛋往桌上一放，第一句話便這樣問。
施萬雲微微笑了笑，沒有說話。記得剛從農場回到南州市的時候，江一明是頭一個找到這間聊遮風雨的小屋來看他的，好在他們不屬於一個系統，只以老同學的關係相來往，倒也不會過於招嫌。江一明呢，老伴在“文革”初就驚病交加去世了，兒女們又都在外地，老頭子一個人鰥寡孤獨，就常到他這兒走動走動，吃吃便飯，也常常帶來些松花蛋這類的精貴食品和一些來路複雜的小道訊息。
“坐吧，”他對江一明說了一句，指了指旁邊的小沙發。這一對小沙發還是他從原來的住處掃地出門以後，市委一個管倉庫的老工人，從他原來的一堆傢俱中揀出來悄悄還給他的。
這幾年，他和宋凡的大部分時光都是在這對小沙發上度過的。沙發的外表已經破舊不堪，很寒接，不知裡面的簧是不是歪倒了，坐上去有一種凹凸不平的感覺。
江一明沒有坐，指指裡屋的門簾，“宋凡和孩子們不在？”
“季虹今天休息，和援朝一起出去了，萌萌在外邊小廚房做飯，她媽媽剛也去了，你來時沒看見？”
“啊，沒有。”
江一明話音沒落，宋凡和萌萌端著菜走進屋來。
“喲，一明怎麼這麼有口福，知道我們今天打牙祭？”宋凡的臉上露出些難得的笑容。
“有什麼好東西？”
“薑汁肘子，我媽的手藝。”萌萌掀開沾滿油汙的大砂鍋蓋子，一股很好聞的熱氣飄滿整個房間。
江一明活潑地眨動著疑問的眼睛，“啊，你們準是約了什麼客了吧。老施這幾年可是個苦行僧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