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待遇不平等審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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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是社會上有一批專門依靠權力攫取財富的不法分子。這兩種人勾結起來，就建起中國權力資本主義的大廈。”

記者：“您舉的兩個例子都是農民，這種現實是不是說明中國農民具有很大制度創新性？”

仲大軍：“應當這麼看，中國農民在制度創新上具有二重性，分為正負兩個方面。改革開發20年來，中國農民在中國經濟發展史上的的歷史功績不可磨滅，大批鄉鎮企業的湧現，使中國經濟出現了另一半壁江山。在這20年間，中國農民表現出特別有創新性，不但是技術創新，更有制度創新。其成功的典型已經有一大批。如吳任寶、魯冠球、劉永好、張宏偉、韓偉、朱桂相等。這一批人可以被歸類為好制度創造者。

“但在農民特別能創造的同時，還要看到他們制度創新的另一面，即壞制度創新能力。賴昌星、周雪華以及浙江溫嶺市的張君、湖南常德的殺人魔頭張軍就是壞制度創新的典型。這些人為了達到撈取財富的目的，無所不用其極，各種違法違紀、卑鄙下流和殘忍的手段都可以使用。正是這樣一批壞制度創新者，使中國的社會風氣每況愈下，社會法制遭到極大的破壞，中國的法律、道德肌體受到了極大的腐蝕。中國人的素質受到壞制度的影響和薰陶，致使整個社會都在腐敗墮落。

“今天，已經到了對這種壞制度創新引起高度重視的時候了。要知道，貧窮是促使人們創新的主要動力，為了改善自身的生活條件，過上幸福和富裕的生活，每個處在社會底層的中國農民都在財富創造方面表現出極大的積極性。但在這一創新過程中，有人按規則辦事，有人不按規則辦事。那些缺少教育和知識的人特別容易走上違法違軌的道路。象賴昌星這樣缺少教育和法律知識的人，他會使用一切手段來獲取財富。這種農民創新對社會具有極大的危害性。中國今後如何避免這種現象大量發生，是邁向市場經濟的中國目前面臨的一個重要課題。”＇見《中國企業》2001年6月4日，新財富版，＇

3，挹此注彼式的調整

城市化對於中國來說，已提到戰略選擇的高度。儘快吸納和消除當前農村過剩的1。5億勞動力，打破戶籍藩籬，將國民生活集約化，是中國下個世紀要解決的最大任務。但是，現存的制度是某種利益格局的固化，而任何制度變遷都是利益格局的調整。一種結構一旦形成便具有極大的穩定性和自我修復性。儘管二元結構已對中國帶來了以上所說的諸多危害，但近些年裡，各項改革政策對這一結構的觸動甚少。其原因便是歷時40多年之久的二元結構已在中國形成相對固定的利益格局，一旦打破便要觸及一部分人的利益。現在來看近幾年裡中國農民的待遇。

當90年代後半期由於經濟過熱出現生產過剩、大批國有企業出現經濟虧損、城市經濟出現問題時，“三年扭虧和脫困”便成了新一任政府的主要目標。這幾年裡，中國在勞動力用工方面實行了一系列限制，許多城市制定了限制使用農民工的政策，光北京市就有100多個崗位不準招用農民工。其結果，到了20世紀結束的時候，中國的流動民工數量大大減少，從民工潮最高峰時期的9000多萬人減少到今天的不足4000萬人。據廣東省人大內務司法委員會披露，目前廣東有登記在冊的暫住人口有1200多萬，佔全國流動人口的三分之一。

5000多萬的農民工返鄉，不僅造成了大量的勞動力閒置，更對農村收入帶來極大影響。一個農民工如果每年在外掙回2000元錢的話，5000萬民工帶回農村的就是1000億元。在實行宏觀調控的90年代下半期，打工的農民人數逐年減少，幾年加起來，流向農村的打工資金至少減少了三四千億元。這就是最近這些年農村人均收入持續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

筆者居住的北京市就可以反映出這種情況。北邊不遠的新文化街農貿副食品市場往日熱鬧的景象再也看不見了；許多已在北京居住多年的外地人身影不見了。南邊國華商場後面的一條水果蔬菜市場也整個被取消了。北京的確見不到那麼多外來人了，街道上清淨了許多。僅1999年國慶節期間，北京市就強行遣返了幾十萬外地人。許多北京市民為市政府採取的這一“清理”行動叫好，但在清理和驅趕的背後，卻是農民收入的減少。

中國經濟如同中國社會一樣，具有很強烈的等級性。這也與中國的計劃經濟和社會政治體制有關。在這種經濟和政治體制下，經濟領域中“丟卒保車”或“丟車保帥”的做法頻頻出現，便不足為奇了。在幾種利益比較之下，農民的利益總是放在最後考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