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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賣給國家了，秋收後一個多月，農民就沒有吃的了。這時鄉政府不得不再開供應糧食的條子，農民拿著條子去買糧食。每到星期日，我們這些小學生都到鄉政府去排長隊開條子，每次只開5斤到10斤。我們拿著這寶貴的條子再到糧庫去排隊買糧食。
“和有些地方比起來，我們家鄉還算幸運的。為了完成過高的徵購任務，有的地方對沒有完成徵購任務的農民隨便扣上犯法和‘自發勢力’的帽子進行鬥爭。封門、搜查、捆綁、吊打的情況在不少地方均有發生。據《農業集體化重要檔案彙編》中記載：‘新會縣蓮溪鄉黨支部在縣委負責同志指示下捆綁農民，全鄉捆綁了八九個人，鄉幹部拿著秤挨家挨戶收糧食，不賣的當場綁起來。對一名用部分糧食餵鴨子的中農進行鬥爭。高要縣第九區在購糧中捆打了53人、搜屋36戶。湖南全省因購糧問題被迫自殺者111人。’可以說，從統購統銷以後，一直到70年代末，中國農民中大多數人沒有真正吃飽過肚子。”
這是楊繼繩同志以親身經歷寫出的歷史，十分感人，今天的人一看就可以明瞭當時的情景。中國青年報的記者盧躍剛同志，雖然50年代對於他來說可能還是一個不記事的年代，但卻在他那本惹官司的著名著作《大國寡民》一書中對統購統銷的年代做了生動的描寫，並且進行了精闢地分析。我這裡也特地將它們摘出來與大家共享：
“這裡面有一個不為人知的背景，就是1953年的糧食危機。史家注意到，1953年底加速農業合作化程序與當年的糧食危機有著密切的關係。這幾年，由於急速推進工業化，城市人口膨脹，1953年城裡人的糧食消耗量比上一年增加了31。6％，而政府從農民手裡徵收的糧食只增加了8。9％， 形成了糧食收支的巨大缺口。1953年夏季，國庫存糧僅能維持城裡人兩個月！而且，長江流域水災，夏糧減產已成定局。形勢極其嚴峻。私商也趁火打劫，大量囤積糧食，糧價攀漲。農民不跟政府合作，要麼瞞產，要麼囤積備荒，挨家挨戶核實徵購，既不現實，也會惹起事端。當時負責經濟工作的陳雲驚呼‘挑了一擔炸藥’：前邊是城市，後邊是農村。1953年10月，毛澤東說：要打一仗。一面對付出糧的，一面對付吃糧的。據說陳雲向政治局提交了解決危機的八種辦法，政治局挑選了最嚴厲的‘統購統銷’。該政策的核心是，關閉糧食市場，政府行使糧食專買專賣權，農民必須按政府核准的數量、價格、品種將糧食交給國家，賣給國家，災荒年歉收也不得減免。如果交完不夠吃，由政府核准後‘返銷’。前者叫‘公購糧’，後者叫‘返銷糧’，再後來又搞了一個‘超產超購’政策，有的地方包括陝西美其名曰：‘愛國糧’。其核心是，不超產也超購，以彌補公購糧之不足。總之，想方設法地從農民的手裡多拿些糧食。烽火當時流行著一個順口溜：‘合作合作，王米麵坨蛇。單幹單幹，白米細面。’講合作與單幹的生活差距。
“1953年10月，“統購統銷”政策公佈實行，一個多月後，合作化《決議》公佈，以保障政策的實施。也就是說，合作化是統購統銷政策的制度保證。合作化運動像一隻展翅高飛的雄鷹，一邊翅膀是統購統銷，一邊翅膀是合作化。合作化不到半年的時間，政府完成了糧食徵購計劃，而且超徵了60億斤。
“這是一場大博弈。政府與農民的博弈。政府是贏家。誰也擋不住奔騰的潮流。合作化不久，就是人民公社，再加上戶籍制度，農民就被牢牢地管住了。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蹟，中國歷史上，從來就沒有一朝代能把一盤散沙的農民聚攏起來，而且是用如此高的組織形態聚攏起來，將眾多的小辮子梳成了大辮子。”
這兩篇東西都寫得相當精彩。它們清楚地記敘了中國人是怎樣進入計劃經濟的樊籠裡的。至於說戶籍制度，是經濟緊箍咒之外的另一道繩索，它死死地捆縛住人們的人身流動自由。這就是說經過統購統銷、人民公社和戶口登記條例之後，不僅農民生產和銷售的自由被抑制了，連人身流動的自由也喪失了。中國經濟和中國社會統統地給套上了“緊箍咒”。關於這一問題，社科院近代史所的雷頤研究員也做了大量研究。他在《南方週末》的一篇文章中說：
“建國初期，確立了計劃經濟和優先發展重工業戰略。計劃經濟必然要求對農副產品統購統銷，也只有統購統銷才能使工農業產品價格形成‘剪刀 差’，從農村抽取大量資金優先發展重工業。從1953年實行糧食統購統銷，1956—1957國務院連續4次發出‘防止、制止農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 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