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待遇不平等審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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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黨。就是這樣一個40多歲的男子，一向老實巴交，在單位一向沒有任何差錯，一向被認為是一個優秀的骨幹職工，勤奮工作，簡樸生活，養著戶口至今還在農村的妻子和女兒，今天卻突然犯了嫖娼的錯誤，被送去勞動改造。並且，所受到的懲罰遠不僅如此，單位不僅不出面交涉，反而落井下石，宣佈開除李某的工職，黨職也被開除了。

這無疑對李某一家是個天大的打擊。李某的工職丟了，收入失去了，家中的老婆和10歲正在上學的女兒怎麼辦？並且，在半年的勞動教養期間，還要自負生活費等幾千元。這種行政處分對於李某一家無疑是五雷轟頂，一個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幸福美好的生活眼看著就這樣破滅了，未來等待李某的將是重新就業等等難關。

我國的法律不健全的確是事實。沒有正當的法律辯護，就容易搞出許多冤假錯案來。在文革期間，一個人一旦沾上了某種罪名，就根本沒有途徑為自己辯護，更不用說堅持自己的權利了。保護嫌疑犯權利的概念，只是在近些年才開始引進我國的司法部門。儘管這樣，屈打成招之類的冤假錯案仍然不斷髮生。

人身權是與人類生活最密切的一項權利，人類的道德和文明禮貌稍一失控，便容易侵犯這一權利。尊重人身權和尊嚴權的程度也與文化教育水平和道德教育水平有關。改革開放20年來，我國的經濟有了巨大的增長，物質財富有了極大的豐富，精神文明也隨之提高。看看城市這代青年已經普遍沒有了文革時期那代青年的武鬥性和野蠻性，遵紀守法在一些發達地區已經蔚然成風。但是，社會的發展往往是進一步退一步，有些地方前進了，有些地方後退了。更值得注意的是，經濟的增長和物質的富足不等於文明程度的提高，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有時並不劃等號。

1998年某一期的《深圳風采》雜誌就登出一篇野蠻執法的文章，題目是可能“市勞模被囚活活打死”。文章說1998年4月4日，湖北荊州石首市供電局副局長、市勞動模範、優秀共產黨員王崇高，被石首市檢察院口頭傳喚29小時，超過法定時間17小時，即未補辦合法手續，也未立案，審訊地點竟在一偏僻民宅內，最後不明不白地死了，身上卻留27處傷痕。這件事到今天沒聽到結果是怎麼回事。到底是檢查人員動刑折磨死了這位勞模，還是由於他身體虛弱不堪審訊自然死亡？至今搞不清楚。

中央電視臺在1998年8月份的節目裡播放過陝西的一件事，題目好象是“榆林萬名農民狀告鄉政府”。故事的內容是，榆林市子洲縣裴家灣鄉一位名叫王信田的農民，有一天突然遭到鄉政府的拘捕，被抓到鄉政府後，抓人者二話不說動手就打。打人者就是當時的鄉黨委書記苗XX，一邊打還一邊說，村支部書記就是我喂的狗，你怎麼能隨便惹我的狗。為了殺一儆百，好好懲罰王信田，鄉政府的人員將他綁在三輪車上，在全鄉十幾個村子裡遊鬥，美其名曰“搞稅法宣傳”。都90年代了，中國居然仍然在發生這種嚴重侵犯人身權的事情！

這個鄉1995年遇到大旱，人均年純收入僅有200元。鄉里硬按600元的標準收稅，並且手段野蠻，不是打就是罵，鄉長和書記一起參與打人。結果引起了全鄉農民的反抗。後來，鄉政府的橫徵暴斂激怒了當地人民群眾。1997年4月，農民代表將起訴書送上了榆林法院。經榆林地區經濟律師辯護，法庭宣告鄉政府多收了8萬元的稅款，必須退還農民。即使這樣，鄉幹部仍然不認錯，思想仍然轉不過彎來。

象這樣的事情在全國幾乎每天都在發生著。《中國經濟時報》2001年2月31日據新華社福州2001年1月30日電發表這樣一篇文章：“催收農業稅致農民死亡”。1999年12月9日上午10左右，福建省莆田市仙遊縣榜頭鎮駐村幹部戴志武等8名鎮、村幹部到林清年家催收1996年至1999年農業稅、農業特產稅、提留統籌費共4120。4元，因林清年對自家只有6口人，而村裡要求交納9口人的稅費不理解＇招贅女婿和兩個外孫已另立門戶＇，鎮村幹部又未細說原因，雙方發生爭執。戴志武、鄭輝動手卸下林清年家一扇大門，鄭輝搬來一塊石頭砸大門的橫閂，林清年拿鋤頭並喊兒子林泉明與鄭輝、戴志武拼命，被村幹部鄭金春等人阻攔，戴志武將林請年按倒在走廊的地上，鄭輝拿著一把鋤頭到屋裡砸壞一臺電視機，衣櫃一架及鏡框等物後，將電視機搬到門外，還取來碎竹片準備燒掉大門，後被人勸解。工作隊員告訴林清年10天后再來收費。

12月28日上午10時左右，林清年因籌集不到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