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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制十分相同。小時候在濟南時,山東省最高的級別據說是當時的省委書記譚啟龍和山東大學校長成仿吾。譚啟龍可能是6級,而成仿吾據說是八級。文革後期我家正好搬到山東大學的第一宿舍,就與成仿吾家住前後樓。當時他遭遇文革劫難後正賦閒在家,經常出來在院子裡散步,其走相和形態的確與眾不同,挺著胸,揹著手,氣宇軒昂。我經常在樓上視窗注視這位神奇的人物。這就是當時全國大學中級別最高的一位校長啊!
成仿吾30年代在上海時是左聯人物,成立過“創造社”,由於觀點不同還與魯迅對立過。這後來成了他在文革中受批判的一個理由。但是,由於成老是中國文化人中唯一的一個經過長征的人物,唯一的一個爬過雪山、走過草地的文人,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中紅衛兵也沒敢對他怎麼樣。
想一想,8級幹部相當於清代的從四品,屬於翰林院侍讀學士、侍講學士、國子監祭酒、內閣侍讀學士和各省知府這一級別的官員。而譚啟龍的6級相當於清代的從三品,屬於光祿寺卿、太僕寺卿、各省鹽運使這一類的官員品級。而當時廳局長一類的幹部,級別大多在9級、10級、11級之間。這一類幹部一般相當於清代的五品到六品官員,官職大多是左右春房左右庶子、光祿寺少卿、欽天監監正、六科給事中、各部院郎中、各府同知、直隸知州、鴻臚寺少卿、各道監察御使、翰林院侍讀、侍講、各部院員外郎、各省知州、國子監司業、內閣侍讀、各部院主事、京府通判、京縣知縣、各省通判等。
有些人如果對自己的官階感興趣或對父母老子的級別感興趣,就對照一下清代官階吧。這裡足可找出人們身份待遇的各種差別。不過說起來,今天由於幹部級別的取消,社會對等級已經淡漠了。可在我的小時候,級別可是一件大事情。誰家父親的級別高,誰誰父親的級別怎麼樣,都是人們津津樂道的事情。特別是在幹部子弟的圈子裡,經常以衡量父母的級別為自豪或驕傲的資本。
這裡我們最好還是對照一下待遇。在農業社會里,自古以來,官員的薪水是以糧食為標準的。在漢代即有“千石”、“二千石”之稱。一說二千石就知道這是一個什麼人物。不得了啊,漢代時,尚書的年收入是一千石,那麼收入二千石的人是什麼人呢?那就離皇帝不遠了。後來在一些遊牧部落還出現過“千戶”的官職,實際上是把這個官員的待遇與職務混為一體了。掌管一千戶在當時也是一個不小的官職。以每家七八口人計算,一個千戶要管轄七八千人。不過比起今天官員管轄的人數,千戶連個鄉鎮長都比不上。但中國的人口只是到了20世紀才達到10多億,而在幾千年的歷史期間,中國人口大多在2000萬到7000萬之間浮動。因此,在人口只有幾千萬的中國,一個千戶就是相當可觀的人口了。以現在的標準看,千戶至少頂個縣市長的官員。
再來看待遇,二千石是指年收入這麼多糧食,千戶是指他要靠這一千戶人家的賦稅來供養,每戶每年給他50斤糧食,加起來就是5萬斤,摺合250石,在明代等於一個四五品官員的收入了。要是每戶的稅負沒有這麼高,那麼這個千戶的收入約相當於一個七八品的官員。
那麼現在讓我們把今天的幹部標準與歷史上官員的標準做一比較。改革開放前,一個10級幹部的工資收入每月為200元,一年為2400元。按當時的糧食價格每斤0。1元計算,這些錢可以購買24000斤糧食,正好等於明代一個正六品官員的年收入。要是按明代的標準給今天10級的幹部發薪水,那麼一個10級的幹部年收入應該是168石糧食,摺合36000斤。這一待遇是今天干部收入的1。5倍。因此,共產黨幹部的收入比起歷史上官員的收入是少。級別越高,與歷史待遇差別越大。譬如說,朱鎔基總理的工資收入每月不足3000千元,一年也只有不到4萬元,加上養老醫療等福利待遇,最多也不過6萬元。若是以大米價格每斤1。2元計算,6萬元可買5萬斤大米,也就等於明代一個從四品官員的年收入。因此,今天的公務員要漲工資。2000年,國務院撥出600億元給國家公務員的工資普漲了30%。
以上講得是物質待遇,除了物質待遇還有精神待遇。譬如,官員當官就行了,為什麼還要分出個品級來?這就是身份高低貴賤的顯示。金錢和糧食收入還不足於顯示貴賤和高下,還必須有一套衡量身份的標準及一系列與配套的待遇。例如在明朝官制中有“三公”、“三孤”之稱。三公就是:太師、太傅、太保(正一品)。三孤是:少師、少傅、少保(從一品)。另外還有太子太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