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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年1月第一版＇，《世界政治》＇2001年1月第一版＇；
法制出版社出版的《人權與21世紀》＇2000年9月第一版＇，《中國法制史》＇2000年12月第一版＇；
經濟科學出版社出版的《20世紀中國的人權思想》＇2000年11月第一版＇；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處於十字路口的中國社團》＇2001年2月第一版＇；
中央編譯出版社出版的《全球化與政治》＇2000年3月第一版＇；
坦率地說，我很幸運，沒有上述的書籍出版，是不可能嘗試此書的寫作的。本書的寫作正是在這種大的政治氣候條件下才可以成行。從大批科研出版物的出版情況可以看出，人權問題、政治改革方面的話題已經不是理論界不能涉及的禁區，相反，這些領域已經被當做一門門科學來研究。一本本政治學、法學和行政學的教科書已成為大學生專業課的必讀課本。
國民待遇的研究，人權的研究已成為時代的需求。正如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劉海年先生在《人權與21世紀》一書序言中所寫的：“《世界人權宣言》發表半個世紀後受到廣泛紀念，說明人們從切身的經歷中認識到了人權的重要。也說明人們希望在新世紀裡把尊重和保障人權作為重要的奮鬥目標。越來越多的人關注人權，越來越多的權利被人們所關注，這是人們在客觀世介面前覺悟的表現，也是現代經濟、政治、文化和科學技術發展的必然要求。人只有在經濟、政治、社會和文化權利得到充分保障的情況下，才能在改造客觀世界中更好地發揮其能動作用。而這種能動作用的發揮，又是推動社會進步，使人們享有充分權利的條件。”
撫今思昔，象我這個與共和國同齡的人會感慨萬千。回想青年時代，回想文化大革命那個時期，人們靠著熱情和忠誠奉獻著自己的一切。在那個階級論、成分論的時代，社會充滿了崇拜和歧視。一方面是對偉大領袖的崇拜，一方面是對敵對階級的仇恨和歧視。一方面是忘我無私的工作，一方面是殘酷無情的迫害與鬥爭。在那個時代，中國人根本談不上思考人權和待遇問題。
社會畢竟是進步了。20年來，中國已經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但建國之後按極左模式建造的制度大廈是否已經被拆除？計劃經濟時期遺留下來的種種不合理國民待遇是否已經消失？改革開放後新誕生的種種新型腐敗是否被遏制？湛江海關、廈門海關走私大案被查處後是否意味著此類現象已被杜絕？
現實告訴人們，擺在面前的任務是艱鉅的。一些社會腐敗正在以更隱蔽的方式進行，城鄉二元結構下形成兩種國民待遇仍然存在，由兩種不同戶口造成的身份歧視依然在社會上流行，不同所有制企業間的不同待遇也仍然存在。更主要的是，改革多年來積累起來的各種社會矛盾正在積澱、孕育甚至爆發。中國的前途無非兩種可能，一種是透過政治科學和行政科學化解積壓的社會問題和社會矛盾，一種是僵化的政治體制面臨社會變革的猛烈衝擊。為了避免改革出現不必要的損失，中國的政治研究必須走上科學之路，中國的決策者們必須未雨綢繆。
5，關於此書的寫作
就在我寫這些內容的時候，4月27日晚上被中國政法大學邀請去給學生們做一個題目為“二元結構與中國經濟”的報告。回來的路上，與司機師傅聊起了天。沒想到這年近50歲的人說出了當前社會一個重要的現象，即法律面前的不平等問題。用他的話說就是“法律對當官的沒有用”。譬如說開車系安全帶，出租司機不繫就要罰分，而有些管理部門的人不繫就沒有事。
中國古代有“王子犯法與民同罪”的說法，但也有“刑不上大夫”一說。在中國的今天，“刑不上大夫”的現象仍然大量存在，雖然成克傑、胡長清被殺了，但法律面前不平等的現象依然嚴重，特權依然橫行。
社科院的學者邵道生先生在《黨風月刊》雜誌上曾寫過一篇文章，題目為“我們在法律面前能否人人平等？”。所舉的例子是，1996年3月14日，北京某工程爆破公司的高階工程師魏寶林被法院判處了2年有期徒刑，並罰款5萬元。案由是在1992年至1993年期間，魏以湖南省冷水江市振興礦業新技術開發部的名義，向湖南、廣東、浙江等省的礦務局轉讓水泥卷錨杆技術，從中收取費用10。5萬元，法院認定其偷逃個人所得稅6。12萬元。然而，1998年著名的歌星毛阿敏被稅務部門查出偷漏稅106。08萬元，是魏寶林的17倍多，竟然被免於刑事處分。稅務部門下達的行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