臥底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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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至人民日報社和京華時報社領導，致使不明真相的有關領導對自訴人進行調查，使自訴人的正常工作嚴重受阻，並於6月份又再次被迫辭職。

2001年10月，被告又以“緊急舉報”形式向《法律與新聞》雜誌（地址朝陽區花家地甲1號）編造假案，誣稱“假記者石野靠在異地投稿勒索為生計，已多案在身，廣州市東山區法院尚有石野敲詐民辦金雁學校10萬元一案”，而此事純屬顛倒黑白、混淆是非。而事實是，1998年“六一”前，自訴人本著客觀、公正的原則，報道了廣州海珠區民辦金雁小學老師梁某打傷一名8歲小學生蔡朝林的真相後（此新聞報道系與被告合作），受到校方的惡意誣陷，自訴人將校方告上法庭，後來校方也將自訴人及被告連同南方都市報一起告上法庭，而且被告也在南方都市報上發表報道揭露過有關真相。

此外，2001年3、4月，被告人還向《深圳法制報》、廣州的《家庭》雜誌對自訴人大肆誣衊，編造虛假事實。2000年4月，被告誣稱自訴人“在南方日報社強姦多名女實習生”，

“在王聖堂暗訪時嫖娼，編造假新聞，向境外媒體投稿醜化廣東警方形象”。而事實是，1998年4月1日自訴人與被告在報社組織策劃下，一起前往廣州王聖堂暗訪時，遭到黑幫刀槍圍攻，危急關頭，自訴人以軍人的良好素質先救助被告脫離危險，後自己也脫險。此事曾經在1998年6月13日至28日《華西都市報》、《華商報》及《黃石日報》《大冶日報》刑登，當時被告人還提供了自己的照片工親筆寫作數千字的報道，但報社無法發表，被告又想以內參形式刑登出此文，但被南方日報社總編輯範以錦拒絕，並於1998年8月8日就此事作了有關批示。總之，只要自訴人在某家報社雜誌社工作，在某家刑物上發表文章，被告人的誣告陷害信就會隨之而至。

在被告長達兩年的誣告陷害中，自訴人作為一名新聞工作者，一名政治過硬的復員軍人，屢屢遭人誤解，不斷接受有關部門的調查，數次失去正當的工作機會，往來於南北取證，經濟上負擔沉重，負債累累，致使心力交瘁，夜不能寐，精神恍惚。同時，自訴人全家也因此而蒙上可怕的陰影，老父氣得患心臟病，老母親終日以淚洗面，弟妹常遭人非議。

在此，請求人民法院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243條關於誣告陷害罪的規定，並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170條和第171條的規定，對被告人的行為進行審判，維護自訴人的合法權益

我還在後面附上了我收集到的數址份確鑿的證據。

當我獲知北京朝陽區人民法院已受理我的案件後，令我怎麼也沒想到的是，後面的經過更會是那樣的曲折和漫長，最終的結果更是大出我的意料之外。

2001年11月6日，我以刑事自訴的方式向北京朝陽區法院立案庭遞交了狀詞。在等候了二十多天後，一直沒有訊息，我以為北京的法院不願受理我的案子。無奈之餘，我決定利用與鄧世祥在花都法院開庭之機南下廣州，向鄧世祥工作的所在地海珠區人民法院遞交自訴狀。沒想到，就在我和鄧對簿公堂的第二天，我獲知：我的案子朝陽法院已經以“誹謗罪”依法立案。他們已於12月向我下達了立案通知書。就在我和鄧世祥在花都區法院對簿公堂後的第三天，我又接到朝陽法院刑一庭法官逯某的電話。他稱，我的自訴案已受理，法院領導讓他負責我的案子，讓我儘快到法院來一趟，他有話要當面問我。當他得知我此時還在頭羊城時，就催促我趕快回京。隨後，他又連續三次下發“誹謗罪”的書面通知至我的代理律師處。而此時的我正好被廣州某部門非法拘禁，失去人身自由11天，根本無法脫身。“我無罪釋放”後，馬上與北京的逯某取得聯絡，對方在電話裡很惱火，根本不聽我解釋，並揚言我再不在指定的時間內到庭，就要我撤訴，並要求我馬上坐飛機趕回北京談話。我不顧身體虛弱，立即借錢坐飛機趕回北京，並在規定的時間內趕到法庭。逯法官中等個子，三十多歲，說話嗓門很大，態度很不好。我第一次到庭時，還是被他當著一位女書記員及我的代理律師的面大罵了一頓。之後，這位逯豔光法官還再三警告我：沒有他的同意，不允許就此案接受新聞媒體的採訪，更不能隨意寫報道。

剛開始時，逯某對我這宗案子還是很重視的。到了2002年4月底，在我的再三催促下，他才決定南下取證。4月28日，逯某把我叫到法庭，問我有沒有空，能否跟他一起去一趟南方，最好是坐飛機去，這樣方便他調查。我想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