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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一份懷念，他要在身心上進入上海得有一個過程。我和他媽媽都是上海人，我們自小在上海長大，孩子也能講一口流利的上海話，但都需要時間慢慢融進上海，別說像美霞這樣的少數民族孩子了。
《孽債》最初的“單線條”（2）
對了，小說就得從美霞進入上海寫起，她為什麼要來上海，她到了上海之後各式人等的反應，她自己如何面對著種種壓力生存下來的，我要她的到來攪得所有的人為之心動，我要她生病，要她失蹤，要她在上海出一點事�故�想像使得我時時處於亢奮狀態，恨不得拿起筆來直接進入寫作。但是，再進一步想像下去，我發現了取單線條發展的不足，有許多我想表現的東西無法表現，作為一部長篇小說，人物關係也會稍嫌單調。特別是一部長篇小說，反映當代題材的長篇小說，社會面過於狹窄，也會給人以“杯水風波”之感。我該怎麼
辦呢？
《孽債》的構思進入了停頓階段。
（2001年3月）
《孽債》出爐前（1）
但是《孽債》的構思並沒停頓很久。
天天想著這部作品，我很快找到了構思上的突破點。
在《孽債》之前，我寫下了五部知識青年題材的長篇小說。在每一部書裡，我都有一組對應性的人物。由這一組對應性的人物，把其他所有的人物帶動起來。
《我們這一代年輕人》中的程旭和慕蓉支是這樣的人物。
《風凜冽》中的葉銘和高豔茹，同樣起著作品骨架的作用。
《蹉跎歲月》中的柯碧舟和杜見春，也是貫穿全書的男女主人翁。
隔開幾年後寫下的《愛的變奏》中，我乾脆以矯楠和宗玉蘇一對男女主角的不同視野，來展開敘述。
《在醒來的土地上》裡的嚴欣和鄭璇，也是這麼一組相互對應的人物。
《孽債》如果僅僅只把沈若塵和美霞父女對應著來寫，顯然過於單薄了。
知識青年們已經迴歸到都市，他們作為一個群體，已經不復存在。他們已不像在鄉間和農場一樣，共同在集體戶、知青點和農場宿舍里居住。回到大中城市之後，他們已經融入社會的各個層面，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大返城後，他們重新在都市社會的起跑線上，開始新的人生和追求。
可能正是因為我寫下了前面所說的五部知識青年題材的長篇小說，我經常收到來自全國各地的知識青年們的來信。這些信多得我不可能一一作答，他們在書信中對我的作品或是作品中的人物評頭論足，他們給我講述天南海北的插隊知青們的故事，特別是悲劇；他們時常在書信中宣稱要將自己經歷過的真實的人生故事和體驗告訴後代，他們認為這是20世紀即將進入21世紀最好的饋贈；他們說我們命中註定要遭遇這樣的時代，我們有責任把這一時代的真實記錄下來；他們覺得在這一過程中尋找人性，尋找良知，就是尋找我們這一代人自己。不論他們在書信中說什麼，最後他們都會向我提出要求，希望我寫一寫知識青年們迴歸都市之後的生活。說回城之後的生活同樣精彩，同樣有感人肺腑、催人淚下的篇章，同樣有著這個時代的生活原生相。
讀著這些來信，我時常為之感動，為之陷入沉思。當了作家之後，走南到北，出差開會時，也會時常遇見當過知識青年的新朋友。甚至在某個外事場合，某個專業性甚強的學術會議上，也會有人悄悄告訴我，他曾經下過鄉，他也是在內蒙古大草原放過羊的。會後餘暇，往往就會有人找到客房來，講一講對於那段生活的感悟及與今天生活的關係。
不斷地感受來自這些同時代人的資訊，我心底深處時時湧動著表現他們今天生活的願望。構思《孽債》的時候，我逐漸明白，僅僅寫好沈若塵與美霞的關係，不能充分展示知識青年們迴歸上海後的生活，也不能充分地展示今天的上海。
要想充分地表達我對上海這個城市的感受，要想寫一寫不同個性、不同命運的知識青年回到上海以後的遭遇，最簡單的辦法就是增加人物，增加我要描繪的家庭。
想明白了這一點，我起先只想增加兩個和沈若塵有關係、有聯絡的知青家庭。但是構想下來，仍覺得意猶未盡，覺得不過癮。
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國的城市生活，比起十年二十年之前的生活，已經大不相同。而且城市的生活形態，正在並且即將發生更大的變化。這種變化影響著當代人的價值觀、倫理觀和人生觀。社會生活的氛圍變了，糧票、肉票、蛋票、油票從我們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