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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格地說來，長篇小說和電視連續劇是完全不同的兩種藝術樣式。小說是語言的藝術，而電視劇則是視聽藝術。小說是提供給人閱讀和想像的，而電視劇則是直接把畫面和聲音推到觀眾的面前。兩者的表現形式不同，但有一點是共同的，都需要真摯的感情。
真摯的感情不需要煽情。煽情這個字眼是港臺傳過來的，一下子就在我們的報刊上氾濫成災了。火不旺，才需要煽；感情不真，才需要煽。導演、演員們拼命煽出來的情，那隻能是嘻嘻哈哈、嘰嘰喳喳、哭哭啼啼、嘶聲拉氣，因此也註定了大多數港臺片只能停留在那麼個檔次上。
《孽債》不是我本身的生活體驗，我當過長達十年又七個月的知青，我在西南山鄉整整生活了二十一年，但我沒有《孽債》這本書裡寫到的那些感情經歷。當藝術的構思初步形成的時候，所有的故事都是憑藉著我往常的生活積累而想像出來的。想像在創作中具有其難以言說的魔力。這一想像的魔力全部基於一點：如果我處於故事中人物這樣的境地，如果我遇到了這樣的事，我本能的反應將是怎麼樣的，我理智的反應會是怎麼樣的，我周圍那些好友、同事、鄰居們會怎麼看待和議論這件事？在寫小說的時候，我心裡就是清楚的，要透過五個外來孩子的目光，展現今日上海各個社會階層的形形色色，各個不同生活背景的今天的上海人形象。但小說的上半部分，是我在貴州寫成的。那時我主要依靠的是往日的記憶和合理的聯想。屬於藝術的想像部分佔大多數。在改編劇本時，我對天天置身於其中的大上海，倍添了許許多多的感性認識。如果僅僅只是一般化膚淺地描繪當代上海人擠公共汽車的窘迫，腳踏車匯成的洪流的壯觀，樓群的聳立，霓虹燈的多彩，或者說是住房的逼仄——那彷彿也是現實，但絕對打動不了人。這樣的鏡頭我們在各種各樣的影視片中看得太多太多了。
要挖掘當代上海人真實的心靈世界，要展現真正的當代上海人的風采，除了縱情謳歌，除了大開大合的方式之外，還應該有一種曲徑通幽的方式，那就是從良知、從親情這麼一種人類所共有的細縷但又強烈的感情關係中去展示。當五個尋親的外來孩子走進一個個陌生的又是有著血緣關係的家庭裡時，情與理、情與法、情與愛、情與恨、情與忌等一系列令人怦然心動的場面就在父與女、母與子、過去的夫婦和今日的夫妻之間展開了。這是多麼動人的一幕幕戲啊！於是乎，所有那些藝術的光點就這樣閃亮起來，連綴成篇，成了一本書。在進入改編的時候，我還得盯住這麼一個找準了的角度，往深處開掘。同時我應根據電視藝術有世俗一面的特點，儘可能為廣大的觀眾著想，為那些老太太或者說是小孩子也能一看就懂著想，刪去橫生出去的枝蔓，然後把小說語言描繪感情的部分，相對地集中到上海人大都熟悉的家庭場景和畫面上，提供給導演、演員們，讓他們在二度創作的時候有充分的施展餘地。
《孽債》的電視劇本改編（2）
在我們人人都在打發的那一份日子裡，在我們人人都在經歷的平平常常的生活中，父與子、母與女以及夫妻之間，天天都有著濃濃的、或是淡淡的感情的抒發。那是很實在的關係，那也是很實在的幾乎是可以觸控的感情。當在這樣簡單明瞭的親族關係中突然摻進了個活生生的原先你不知道的前夫或是前妻生的孩子，你會怎麼樣呢？你的心靈裡，你的感情中，會有些什麼反應，會產生些什麼樣的波動，會做出些什麼反常的行為呢？人的高尚和卑下，人的坦然磊落和自私忌恨，人的委曲求全和自暴自棄，都會是瞬間或是壓抑得過久而爆發出
來——這一切的一切，就都是真摯的感情的基礎。
從真摯的感情出發，描繪了人性的深度。那麼，這感情裡自會蘊藏有深厚的社會和歷史的內涵。我想這一點就不用我來多囉嗦了。
我就是以這麼一條主線來改編電視劇本的。
該補充一句的是，儘管電視劇本最早是給雲南電視臺的，但陰差陽錯，後來由於這樣那樣的原因，雲南電視臺並沒接拍，我只得把劇本交給了上海電視臺拍攝。
（2001年7月）
《孽債》播出前後（1）
20集的電視連續劇《孽債》，是在1994年的初冬拍攝完成的。我改編完成的文學劇本，是23集。而黃蜀芹導演的電視連續劇，則拍成了20集。她壓縮的三集戲，主要是我的回敘性文字。在我，這是順理成章的事。我必須要交代今天的這些孩子，究竟是怎麼來的。在長篇小說中，這些描繪佔去了約五分之一的篇幅。在改編本子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