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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慶40週年的時候，我步入了不惑之年。也許是年齡的關係，生活在內地省城，到了過節的日子，我分外地思念起故鄉上海。恰巧又逢我母親患了眼疾，她盼望著我這個遊子歸鄉，我正式向貴州提出了調回上海工作的請求。一邊一次一次地去找領導，申訴調回的理由，一邊在家中構思著一部新的長篇小說《孽債》。我在省城生活已經七年了，七年中我由對省城的生疏、不適應到漸漸地融入省城社會。根據省城生活的體驗，我寫下了三部長篇小說《省城裡的風流韻事》、《家庭的陰影》與《眩目的雲彩》。結合自己的創作實踐，我和同時代所有的中青年作家們一起回顧著新時期文學十年的歷程，思考著又一個十年的文學路子該怎麼走。不論是傳統的作家還是前衛的作家，有一點是共同的，那就是所有的作家都感到，中國的文學還需要創造更燦爛的輝煌。
國慶50週年就這樣來到了我們跟前，新中國50年的文學創造了前所未有的輝煌，新中國50年的文學也和祖國的命運一樣經歷了曲折和坎坷。五十週年大慶，和世紀之交聯在一起，回顧百年滄桑，喜看50年鉅變，展望輝煌前景，中國的文學事業，一定會伴隨著共和國前進的步伐，在老、中、青三代作家們的耕耘努力之下，昂首闊步地邁向新的世紀。
（1999年10月1日）
童年看山
小時候，生活在上海永嘉路的弄堂裡，整天接觸的是弄堂裡的夥伴，看慣了弄堂裡青磚和紅磚的樓房牆壁。走出弄堂，是不寬的兩條馬路，和馬路上的商店，如糧店、醬油店、水果店、皮鞋店、理髮店。我特別對皮鞋店有突出的印象，因為班上一個同學就是皮鞋店的“小開”，大人們說，他家父親的皮鞋是手工做的，賣得特別貴。上學的時候，他穿著皮鞋來，我們一幫穿球鞋、布鞋的同學，就要圍著他，看他腳上的皮鞋。他呢，有時候漫不經心，不大願意回答我們好奇的問題；有時候會翹起鞋底，給我們看他皮鞋的質量，不無自傲地說
：這是真正硬幫皮底的。除了弄堂、馬路、學校的教室和操場，看得最多的就是天空中的煙囪，天空中的雲彩。此外，要走幾站路，才能到熱鬧的淮海路；要走很遠很遠的路，才能到外灘，看黃浦江。那時候，總以為世界都是由弄堂、馬路、樓房、商店組成的。
後來從書本上了解到，我們生活的地球，不但有城市，還有鄉村；不但有平原，還有山區。而且不斷地從電影、照片和畫片上，看到山的樣子。
可是，總有些問題在困惑著我：山，真是像畫出來的一樣麼？山上怎麼會有水，有樹林，還能建房子？山上有馬路嗎，山上能開電車嗎，山上有電影院嗎？腦子裡想得越多，就越是玄乎。
於是，我就在紙上畫了一座又一座山，小山不必說，大山畫出來，也沒法解答我的問題。水往低處流，那麼高的山，哪兒來的水？沒有水，人怎麼生活，樹木花草怎麼成活？想來想去，想成了一團亂麻，也解不開大山的謎。
我開始更入神地看書。連環畫是不用說了，那上面畫出的山，和我想像中的差不多，是不可能有馬路有商店有電影院的。
長大一些了，跟著比我大的孩子去逛南京路，走進朵雲軒，那裡頭掛了一張一張山水畫。奇怪，山上明明沒有水，這些古代和現代畫家，怎麼都把山和水畫在一起。看，山上有亭子，有流水，還不止一處。影影綽綽的，亭子裡還有人坐著。高高的白雲深處，還畫著幾間房子，亭子裡的人，想必住在那種房子裡。可他們吃什麼呢？
仍百思，不得其解。
有一次春遊，去長風公園，公園裡有山。我興高采烈地去了，也爬上了鐵臂山，還出了一身汗。站在山頂上，眺望遠近景緻，激動了好一會兒。我總算真正地爬過一次山了。
小學快畢業了，又是一次春遊，要去佘山。大家都說，佘山是上海地區唯一的一座山，海拔只有90多米，不高的。
雖不高，那也是真山啊！我們議論了好久，期盼了好久，總算成行了，總算看到山上建的教堂了，總算走進天文臺參觀了。哦，山上的房子原來是這麼建的，山上的人並不愁吃穿，他們也像上海城裡的人一樣生活著。
不過，還是有很多問題橫梗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