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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則為趙括讀父書，優孟學孫叔，豈其真乎！豈得不謂之假乎！誠可笑也。
弟極知兄之痛我，侗老之念我，然終不敢以庸眾人之心事兄與侗老者，亦其稟性如是；亦又以侗老既肯出此言以教我矣，我又安敢默默置可否於度外，而假為世間承奉之語以相奉承，取快於二公一時之忻悅已耶！（《李溫陵集》卷四）
寄答留都
觀兄所示彼書，凡百生事，皆是仰資於人者。此言誰欺乎！然其中字字句句皆切中我之病，非但我時時供狀招稱，雖與我相處者亦洞然知我所患之症候如此也。所以然者，我以自私自利之心，為自私自利之學，直取自己快當，不顧他人非刺。故雖屢承諸公之愛，誨諭之勤，而卒不能改者，懼其有礙於晚年快樂故也。自私自利則與一體萬物者別矣，縱狂自恣則與謹言慎行者殊矣。萬千醜態，其原皆從此出。此之責我是也。
然已無足責矣。何也？我以供招到官，問罪歸結，容之為化外之民矣。若又責之無已，便為已甚，非“萬物一體”之度也，非“無有作惡”也，非心肝五臟皆仁心之蘊蓄也，非愛人無己之聖賢也，非言為世法、行為世則、百世之師也。故餘每從而反之曰：吾之所少者，萬物一體之仁也，作惡也。今彼於我一人尚不能體，安能體萬物乎？於我一人尚惡之如是，安在其無作惡也？屢反責之而不知痛，安在其有惻隱之仁心也？彼責我者，我件件皆有，我反而責彼者亦件件皆有，而彼便斷然以為妄，故我更不敢說耳。雖然，縱我所盲未必有當於彼心，然中間豈無一二之幾乎道者？而皆目之為狂與妄，則以作惡在心，固結而難遽解，是以雖有中聽之言，亦並棄置不理。則其病與我均也，其為不虛與我若也，其為有物與我類也；其為捷捷辯言，惟務己勝，欲以成全師道，則又我之所不屑矣。而乃以責我，故我不服之。
使建昌先生以此責我，我敢不受責乎？何也？彼真無作惡也，彼真萬物一體也。今我未嘗不言孝弟忠信也，而謂我以孝弟為剩語，何說乎？夫責人者必己無之而後可以責人之無，己有之而後可以責人之有也。今己無矣而反責人令有，己有矣而反責人令無，又何也？然此亦好意也。我但承彼好意，更不問彼之有無何如，我但虛己，勿管彼之不虛；我但受教，勿管彼之好臣所教；我但不敢害人，勿管彼之說我害人。則處己處彼，兩得其當，紛紛之言，自然冰釋。何如，何如？
然弟終有不容默者。兄固純是仁體矣，合邑士大夫亦皆有仁體者也。今但以仁體稱兄，恐合邑士大夫皆以我為麻痺不仁之人矣。此甚非長者之言“一體”之意也。分別太重，自視太高，於“親民”“無作惡”之旨亦太有欠缺在矣。前與楊太史書亦有批評，倘一一寄去，乃足見兄與彼相處之厚也。不然，便是敬大官，非真彼之益友矣。且彼來書時時怨憾鄧和尚，豈以彼所惡者必令人人皆惡之，有一人不惡，便時時仇憾此人乎？不然，何以千書萬書罵鄧和尚無時已也？即此一事，其作惡何如！其忌刻不仁何如！人有謂鄧和尚未嘗害得縣中一個人，害縣中人者彼也。今彼回矣，試虛心一看，一時前呼後擁，填門塞路，趨走奉承，稱說老師不離口者，果皆鄧和尚所教壞之人乎？若有一個肯依鄧豁渠之教，則門前可張雀羅，誰肯趨炎附熱，假託師弟名色以爭奔竟耶？彼惡鄧豁渠，豁渠決以此惡彼，此報施常理也。公不作惡，便無回禮。至囑！至囑！（《李溫陵集》卷四》
書常順手卷呈顧衝庵
無念歸自京師，持顧衝庵書。餘不見顧十年餘矣，聞欲攀我於焦山之上。餘不喜焦山，喜顧君為焦山主也。雖然，倘得從顧君遊，即四方南北可耳，何必焦山？必焦山，則焦山重；若從顧君，則不復知有山，況焦山特江邊一髻者哉！可不必也。
餘有友在四方，無幾人也。老而無朋，終日讀書，非老人事，今惟有等死耳。既不肯死於妻妾之手，又不肯死於假道學之手，則將死何手乎？顧君當知我矣，何必焦山之之也耶？
南北中邊，隨其所到，我能從焉，或執鞭，或隨後乘，或持拜帖匣，或拿交床俱可，非戲論也。昔季子葬子於贏、博之間，子尚欲其死得所也，況其身乎？粱鴻欲埋於要離墳傍，死骨猶忻慕之。況人傑蓋世，正當用世之人乎？吾志決矣。因無念高徒常順執卷索書，餘正欲其往見顧君以訂此盟約也，即此是書，不必再寫書也。（《李溫陵集》卷四）
與管登之書
承遠教，甚感。細讀佳刻，字字句句皆從神識中模寫，雄健博達，真足以超今絕古。其人品之高，心術之正，才力之傑，信足以自樂，信足以過人矣。雖數十年相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