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繩文集(１９７９-１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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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取得了許多新經驗，使我們對建國以來的一些問題，可以看得更清楚些。

我們現在提出一個新的論斷，就是中國還處於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認識，給人以很多啟示。我們在１９５６年剛完成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改造，宣佈進入社會主義，但沒有認識到我國還處於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才剛剛起步。

當然，問題不在於有沒有“初級階段”這個概念。

那時，毛澤東也常和別人說中國“一窮二白”

，所以建設社會主義有特殊困難；但因為中國的這種狀況同時又往往有建設社會主義或者會更容易些、更快一些這樣的想法。產生這種想法，看來是和錯誤地估計國家政權的作用，錯誤地運用革命戰爭時期群眾運動的經驗有關係。以為靠國家政權的行政手段，靠大搞群眾運動，就什麼事都能幹。為什麼會有這種錯誤的想法，這種錯誤的危害性是什麼，很值得研究。

１９５７年以後的許多“左”的錯誤，都使我們看到，不從中國的實際出發，認真地研究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發展的規律，而是從馬克思主義的某些最一般的公式出發，是極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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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害的。

１９５８年提出“全民大鍊鋼鐵”

，鋼產量要一年翻一番，從前一年的５３５萬噸變到“１０７０萬噸鋼”。

這好像是注意發展生產力，但結果完全失敗了。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無疑能起解放生產力的作用，但它只是為生產力的發展提供了可能性，必須按照生產力發展的規律辦事，準備各種條件，使可能性變為現實。而且生產力的發展只能從社會原有的水平逐步地前進。以為有了先進的社會制度，生產力就能一步登天，當然只是一種空想。再者，社會主義生產關係也有一個逐步成熟的過程，它的發展水平不能不受到現有生產力的限制。脫離實際，按抽象的標準或主觀願望，一味追求“先進”

，那就不但不能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只能適得其反。

大辦人民公社，一切行業國有化，由國家經營，這些做法在當時認為很好。既然是社會主義公有制，那麼公得越大越好，越純越好，但實際經驗證明並不是這樣。為什麼生產關係“很好”

，生產力還發展不起來呢？於是用這種抽象地追求“純粹”的標準去看上層建築的問題，就提出了政治思想領域的階級鬥爭問題，以至發動“文化大革命”。

就“文化大革命”

的發動者本意來說，好像是為了建立一個純而又純的、最完美的社會主義，但結果走向反面，反而搞亂了社會主義，給那些爭權奪利的野心家造成了機會。這些經驗教訓當然值得研究，值得記取。

再來說說１９５７年反右派鬥爭的問題。

有一種說法，說反右派鬥爭中被稱為右派分子的人，提出了最好的意見，他們實際上是“正確路線”的代表。這種說法同歷史決議完全不一樣。歷史決議講，當時“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乘機鼓吹所謂‘大鳴大放’，向黨和新生的社會主義制度放肆地發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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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攻，妄圖取代共產黨的領導，對這種進攻進行堅決的反擊是完全正確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被嚴重地擴大化了“。究竟歷史決議說得對不對？這是值得收集當時的材料，認真地研究一下的。

據我回憶，像歷史決議所說的真正右派分子的言論那時確是有的，但也確是極少數。那麼，“嚴重地擴大化”是怎樣形成的呢？

１９５７年我們剛剛進入社會主義，人們不可能對社會主義就認識清楚了。既然發動大家討論，給黨提意見，當然就議論紛紛，出現各種各樣的說法。特別是在知識分子中間，包括黨內知識分子，當時有“左”的，也有偏右一點的觀點，這是很自然的現象。有些人在不同程度上受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影響，在觀察形勢，討論問題，批評黨的缺點時表現出這種影響，也是不奇怪的。他們一般並不是敵視黨，敵視社會主義，倒是關心國家前途，肯動腦子的人。

認識上的偏差，本來應該透過討論、透過實踐來逐漸解決，而不應該一棍子打下去，當成敵我矛盾。何況有些當時被看作是偏差的，並不一定完全錯誤。在社會主義制度剛開始建立時，不承認人們對社會主義的認識有個發展的過程，也是從純而又純的主觀要求出發，把在當時水平下認識的偏差說成敵人，結果是狠狠地打擊了肯想問題、敢提意見的人。這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