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繩文集(１９７９-１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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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要消滅共產黨，它有一套方針。我們也有一套方針，與國民黨根本不同。不可能也沒有形成共同領導的局面。但如果把國民黨和共產黨，正面戰場和敵後戰場，國統區和解放區看成各不相干，也不符合事實。因此，分別領導的說法也沒有全面地說明事實。至於上述第四種說法，作為歷史現象的描述，當然是對的，但是並沒有說清領導權問題。

那麼，到底怎樣來說明抗日戰爭中的領導權問題？不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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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略地看一下事實。在開始時，要同打了十年仗的國民黨合作抗日，要承認它是全國政權，要改編我們的軍隊，黨內許多同志在思想感情上是不容易接受的。

在抗日戰爭過程中，國民黨的反民主的本質沒有變，消滅共產黨的政策沒有變，對抗日採取消極態度。既然這樣，是不是可以乾脆分裂，各幹各的呢？那是不行的。如果那樣做，內戰就會不斷擴大，國民黨內部即使發生某些分裂，但國民黨所屬的巨大力量會轉向同日本侵略者妥協投降，這當然會使抗戰的局面受到嚴重破壞。所以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和發展中，必須克服任何“左”的情緒。開始建立抗日統一戰線時，黨內出現了另一種傾向，認為既然國共兩黨合作抗日，共產黨和國民黨就沒有什麼區別了；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不需要提出自己的獨立綱領，不能有任何必要的獨立的行動，以為那樣就會妨礙團結。這是一種右的傾向，如果這樣做下去，那就是一切服從國民黨。抗戰初期王明的右傾思想，是當時黨內右傾思想的集中表現。如果我們收集和研究從抗戰開始前到抗戰初期的各方面的言論，就可以看到黨外有用這種思想來影響我們黨的，黨內也有表現這種偏向的言論。我們黨總結第一次國共合作失敗的經驗和十年內戰期間的經驗，從抗日的實際出發，克服了“左”和右這兩種錯誤傾向。在抗日統一戰線中，既不是隻團結，不鬥爭，也不是隻鬥爭，不團結，而是實行又團結、又鬥爭的方針，也就是在團結中有鬥爭，在鬥爭中求團結的方針。要把抗日戰爭進行到底，必須有全民族的團結，也就必須維護國共合作的局面。但在同大資產階級建立統一戰線時，如果放棄了獨立自主的原則，不進行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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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鬥爭，共產黨就沒有立足之地，統一戰線就不能存在，抗日戰爭也不能進行下去。

反法西斯統一戰線是共產國際１９３５年第七次代表大會提出的。

那次代表大會克服了在這以前，即從１９２８年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後出現的“左”的傾向（這種“左”的傾向也影響到中國）。

但是，在共產國際七大以後又滋生了右的傾向。中國抗日戰爭初期黨內發生的右的傾向與此有關。可以說，在共產國際七大以後，就各國國內問題來說，中國共產黨是執行統一戰線政策最有成效、最成功的。這是因為中國共產黨在克服“左”的傾向的同時，堅決地克服右的傾向，堅持在統一戰線中獨立自主的原則，堅持又團結、又鬥爭的方針。

前面講的關於抗日戰爭領導權的幾種說法，一句也沒有提到團結中的鬥爭，不能使人看到在團結抗日中存在爭奪領導權的鬥爭。大資產階級要按照它的方針領導共產黨，領導抗日戰爭，實際上是消滅共產黨，斷送抗日戰爭。我們要用自己的方針來進行抗日戰爭。在爭奪領導權的鬥爭中，我們不但堅持獨立自主的原則，實行自己的一套方針，建立自己的軍隊和解放區，而且廣泛地影響國民黨地區內的人民群眾，廣泛地團結中間階級，包括國民黨內部主張抗日的一切力量和地方實力派，並限制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實行的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政策，孤立打擊頑固派。我們在抗戰中一貫旗幟鮮明地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固然，在當時的形勢下不可能把抗日的領導權全部奪取過來，但是我們用適當方式進行必要的鬥爭，就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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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主大資產階級、國民黨領導集團不能按照它的反動方針把抗日戰爭引導到絕路，促使它不能不抗戰到底。要概括說明抗日戰爭領導權問題，就不能不看到無產階級同大資產階級、共產黨同國民黨爭奪領導權的過程。不研究這個過程，是說不清楚領導權問題的。

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歷史問題。

１９８１年黨中央作出《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至今已過去六年多了。六年來，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