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繩文集(１９７９-１９４)

第22部分 (第2/4頁)

有哪些缺點、失誤，為什麼會產生這些缺點、失誤？說清楚這些，是為了取得經驗教訓，以利於今後的工作。

薄一波同志的這部書使我們從總體上看到在１９４９至１９５６年黨的成就，使我們看到，許多做得好、做得對的事情，是黨在複雜的歷史條件下，為解決過去從未處理過的問題，從中國的具體情況出發，克服了已經發生了的和可能發生的偏向，很不容易才能做到的。也使我們看到，缺點和失誤之所以產生，固然也有個別領導人的因素，但總的說來是由於當時歷史條件的限制，當時黨的已有的經驗和已經達到的認識水平的限制。作者反覆說明，研究過去的工作中的缺點和失誤，並不是為了責備前人，而是為了從歷史的經驗教訓中學到應當學到的東西，以利於我們當前和未來的工作。

例如，在開卷後不久，作者就說：“馬克思主義者不是算命先生，革命也不是按某個‘先哲’擬定的方案進行的，只能透過實踐的發展不斷完善。黨的領袖人物，在革命的轉折關頭能指明歷史發展的趨勢，就很了不起了。

因此，我們在研究歷史時，要採取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我們講不足，不是說三道四，而是從歷史的經驗教訓中吸取營養，使我們變得更聰明些，把今天要辦的事情辦得更好“

（２８頁）。又例如，作者在論述過渡時期的總路線的醞釀和制定時說：“對歷史實踐，對黨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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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過去的奮鬥，任何時候都不能求全責備；求全責備，指點前賢，那不是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實事求是，該肯定的成績充分肯定，不足的以至失誤的地方，嚴肅正視，並分析原因，取得教益，作為今後的鑑戒，這才是我們要採取的歷史唯物主義態度“

（２３０頁）。

在全書像上引這幾段話那樣的概括的論述有好多處。我想作者為什麼不把這些概括的論述都集中起來寫，譬如寫在本書的開卷的地方？那樣的寫法雖然也是一種寫法，但很可能就沒有那麼大的吸引力和說服力。這本書的寫法是夾敘夾議，在敘述一件事情的原原本本的經過中間，具體地論述其中的是非，又透過這種具體的論述，一般地說明他對歷史經驗的態度。作者對歷史經驗態度的一般論述，並不是憑空而來的，是和對具體事情的具體論述結合在一起的。如果脫離了具體的論述，而只是一般地說明這種對歷史經驗的態度，那麼人們也許會認為這不過是說了別人也能說的一些話。本書作者不僅是告訴我們對歷史經驗應該採取什麼態度，而且是在對一個個重大決策和事件的論述中具體體現了這種態度。

所以這本書才具有強烈的說服力和吸引力。

本書對於所論述的問題都進行具體的科學分析，這也是極其值得我們學習的。書中對於所論述的事情，都不是簡單地區別是非，而是進行具體的分析。由於我們現在已經有了當時人所沒有的豐富經驗，因此這種分析往往是當時人所不能做到的。有些在當時認為是完全正確，現在看來也應認為其基本方向、基本做法是正確的事情中，也有一些不足和缺點。

有些當時認為錯誤，現在看來也不完全正確的意見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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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正確的方面，是當時人沒有能看到的。

例如，在農業合作化問題上，書中講了１９５６年圍繞山西省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問題的爭論。

這個爭論涉及少奇同志，也涉及一波同志自己。當時，這個爭論以少奇和一波同志作自我批評而結束。書中說明了爭論的過程，說明了少奇同志的處理的缺點所在，又指出少奇同志當時的意見在主導方面是正確的，因為他及時抓住了剛剛露頭的妨礙我國農村經濟健康發展的三個重要的思想認識問題。這樣的論述的意義不僅在於對１９５６年這場爭論作出公正的估價，也有利於我們認識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過程，而且，像作者所說的，在當前我們正在進行的社會主義改革中，仍然可以從中吸取某些有益的東西。

書中又論述了１９５５年毛主席和鄧子恢同志之間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爭論。當時認為鄧子恢同志在這場爭論中是完全錯了，而且是路線錯誤。

１９８１年黨中央已經正式肯定鄧子恢同志那時在合作化發展速度問題上的意見是正確的。一波同志在書中對這場爭論提供了充分的有關材料，進行了周密的分析。他指出，在中國要實現農業合作化這個根本道路和根本方向問題上，毛主席和鄧子恢同志的意見是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