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繩文集(１９７９-１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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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用過去的觀念來看待今天的事情。例如，教科書上說，鴉片戰爭時的“五口通商”是不平等條約的產物，而現在我們主動開了許多沿海沿江的通商口岸。如果我們混淆時代的區別，就會產生兩種錯誤觀點。一種說，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還是有好處的，它不是幫我們開放了嗎？另一種說，五口通商是帝國主義壓迫我們，那我們現在怎麼又開了那麼多口子？其實這是不同歷史條件下的兩回事情，兩種通商的性質完全不同。我們從半殖民地社會來，歷盡民族被壓迫的痛苦。那時的“租界”是壓迫中國，通商是壓迫中國，外國資本到中國來是剝削中國，外國銀行到中國來是經濟侵略。我們現在還要為保持國家的獨立和自主而鬥爭，但不能用在半殖民地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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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觀念來理解對外開放，否則就會發生懷疑和疑慮。

總之，階級鬥爭為綱對我們還有較深的影響，對社會主義的錯誤理解束縛著我們的思想，不加分析地沿用半殖民地時代留下的一些觀念也會給我們不好的影響，因此“左”的東西在我們幹部中間還可能有一定的市場。由此可見，說主要是防“左”

，是有道理的。那麼，說警惕右，主要防“左”

，是不是說在任何時候主要都是反“左”

，在一定情況下是不是要反右？我看也不能排除。我們說整個時期主要防“左”

，但是在個別情況下，可能主要是反右。

在１９８９年動亂時說主要是反“左”

，當然不行。但是，經驗又說明，反對右的時候，我們仍必須注意長期主要是防“左”。這是因為，反右搞得不好就會出來“左”的東西。

再說一個問題，如何防止和反對“左”的東西？首先一條，就是不搞階級鬥爭為綱，不能把反“左”也搞成階級鬥爭。我們在編寫《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時有一個概念，我們講主要危險是“左”

，但是我們不是像以前的傳統觀念那樣，說“左”是小資產階級。黨的第一個歷史決議裡就講，“左”

的東西有認識根源，也有階級根源，階級根源就是小資產階級。但就是那時這樣講，也不那麼準確。恐怕並不能說小資產階級一定產生“左”

，或者說“左”一定是小資產階級。到社會主義時期，更不能見到“左”就說這一定是小資產階級，就要展開階級鬥爭，這不行。

所以防止“左”

，還是前邊說的，重要的是要澄清這樣那樣的思想認識問題。所以，防止“左”

，要講道理，要搞清思想，提高認識。我們反對站在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觀點反對“左”

，我們主張要認真地根據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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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的基本路線說清楚許多問題。

１９２年１０月２８日在全國中共黨史講習班上的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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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薄一波同志著《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兩　篇）

第一篇　（該書上卷的讀後感）

薄一波同志用兩年多的時間寫出了《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以後他還要繼續寫下卷。胡喬木同志認為這部著作是“黨史著述中的空前力作”。他說：“這部著作回顧了作者親身經歷的１９４９年至１９５６年黨中央的一系列重大決策和事件的過程，這在我國黨內是一個重大的創舉”。

他還說，這部書使人讀起來“如入寶山，只見琳琅滿目，不忍掩卷”。我完全同意胡喬木同志對這部書的估價。

我現在也來說一點對這部書的初步讀後感。

本書作者對歷史的態度是值得我們學習的。

１９４９—１９５６年之間，我們的黨確實取得了偉大的成就，但確實不是十全十美，也有缺點和失誤。事後可以說，對某件事當時如果不這樣做而那樣做，就會更好。但這是在事後，是在有了那麼多的經驗以後的今天才能知道的。而且如果當時不這樣做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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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樣做，也許還會產生另外一些問題。在自然科學的實驗室中，可以在同樣條件下，重新開始原來做過的但結果不那麼完滿的或者失敗的試驗。但是，在社會歷史發展中，這是不可能的。

回顧黨的歷史上已經做過的事，辨明其中的是非，說清楚哪些是做對了的，做好了的，為什麼做得對、做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