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繩文集(１９７９-１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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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的事情，一些足以影響我們堅持基本路線的觀念的事情。什麼事情？一個是１９８９年春夏之交的動亂，一個是蘇聯東歐的劇變，一個是西方國家對我們的“制裁”。這三個的確是客觀事實，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從中可以得到許多重要的經驗教訓。如果對這些事情不能正確對待，處理不當，就會對基本路線產生動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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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這幾件事情是需要好好想一想的。

１９８９年動亂是資產階級自由化氾濫的一個後果，有中央領導一手軟、一手硬的問題，也可以說這個事情帶有階級鬥爭的性質。但是，在這裡不能把階級分析任意地擴大，好像那次動亂標誌著中國有一個反對我們黨的階級興起了，認為中國十幾年改革開放產生了一個新的資產階級，它正在向我們挑戰。

這樣一種結論，完全不符合事實。恰恰因為我們實行了改革開放，經過這十幾年間的改革開放，把經濟搞上去了，人民生活明顯地改善，大家得到了實惠，我們才能夠頂得住這場風波。中國這樣一個有十億人口的大國，有一些反對共產黨、反對人民政府的人，這並不奇怪，他們遇到某種機會就會起來搗亂。

但是，從這裡就得出結論，說階級鬥爭是現在的主要問題，顯然是簡單的、錯誤的。

蘇聯東歐劇變確實是世界史上一個歷史性的變化。有人得出結論說，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有一種右傾勢力。這固然是事實。但是，蘇東發生劇變的根本原因到底是什麼？僅僅是因為有一個右傾勢力起來了麼？

為什麼右傾勢力會起來呢？

為什麼一起來就能夠把黨和國家的面貌都改變了呢？看來根本問題還在於這些國家的經濟沒搞上去，經濟停滯，落後於資本主義國家，而且差距繼續不斷地擴大。當然，再加上政治上的一些錯誤。經濟停滯的原因是什麼？因為它死守著原來蘇聯那種經濟模式，一切都由國家統一計劃管起來。這種模式把經濟搞僵死了，人民對社會主義失去信心。在這種情況下，右派勢力一下子就起來了，起來就得手了。所以參考蘇東劇變得出結論，不是說現在就要傾全力去反對右的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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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根本的問題還在於經濟體制要改革，而且要改好。

如何看帝國主義對我們的“制裁”？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利用我們１９８９年發生的動亂和蘇聯東歐發生劇變，“制裁”我們。我們當然要頂住。中國人是有民族氣節的，是有民族自尊心的，不怕什麼“制裁”

，不允許別國在我們頭上揮舞大棒。去年，我們的報紙刊物上比較著重講和平演變的問題，這是可以理解的。帝國主義現在不能設想用武力來解決我們，就企圖在中國搞和平演變，這本來是事實。當然不能說，不應該講反和平演變。江澤民同志的這個報告中在《加強黨的建設和改善黨的領導》部分裡說，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過程中，和平演變與反和平演變的鬥爭將長期存在，決不能放鬆警惕，特別是黨的高階幹部要保持清醒的頭腦。這就是說，反和平演變這根弦在我們頭腦裡是不能丟掉的。但是，我們不能拿反和平演變來代替改革開放的方針，不能把反和平演變當做對外政策的總題目。如果把反和平演變當作是第一位的問題，說因為帝國主義國家要透過和我們來往，透過經濟、技術、文化各種交流，來實行和平演變，所以我們就把門關起來，不跟它們接觸；因為多一個外資企業就是多一個和平演變的渠道，所以我們把渠道都塞住，也不要派留學生出國。

這樣當然不行。

當年毛主席和尼克松打交道，他不知道尼克松心裡想什麼？

當然知道。早在６０年代初，我們的報紙就講帝國主義要對中國實行和平演變。尼克松跑到中國來搞關係正常化，為了什麼？他的目的中就有和平演變這一點。

毛主席的政策不是你搞和平演變，我就不跟你來往；而是：你利用我，我也利用你。那時還有一個和蘇聯對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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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和社會帝國主義的矛盾是對外關係上的主要矛盾，為服從這個主要矛盾，我也要和你打交道。現在情況變了。我們是以社會主義建設為中心，建設就要開放，要儘可能利用外資，儘可能吸收外國先進技術和各種經驗，這些都是必須的。在這個前提下，我們利用你要搞和平演變，就和你來往。

但是，我們頭腦要很清楚，要抵制和平演變。美國的統治集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