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繩文集(１９７９-１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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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決定了１９４９年左右中國革命一定勝利。

領導者的任何差錯和失誤，都可能造成一些耽誤。在歷史的長河中間，四五十年不過是一剎那。我們看到，東方有許多和中國歷史條件差不多的殖民地國家，經過幾十年鬥爭，就是中國取得了這樣徹底的勝利。在有的國家裡，人民的力量已經好像很強大了，但是由於領導者的某些失誤，一夕間幾乎全部被消滅掉。

毛主席在講戰爭時曾說：“戰爭指揮員活動的舞臺，必須建築在客觀條件許可之上，然而他們憑藉這個舞臺，卻可以導演出很多有聲有色、威武雄壯的戲劇來。”在許可的條件下，好的指揮官能夠導演出威武雄壯的戲劇來。如果指揮不行，也可以完全失敗。所以說，中國革命的勝利是有客觀條件的許可，但領導者的正確性，使得中國革命成了一幕最有聲有色、最威武雄壯的戲劇。在這裡革命的主觀力量確實起了很大的作用，主觀力量主要是領導者的作用，而領導者中間是毛主席起了最大的作用。

第二點，我在文章裡講到，毛主席在延安整風時曾經批評一種傾向，叫“言必稱希臘”。我說，這個所謂“希臘”

，恐怕就是指蘇聯。有同志問，你這個說法有沒有根據？的確這隻能說是一個推測，要完全證明也難。但是，我想這個推測還是有點道理的。懷疑我的推測的人說，這個希臘也許是一般指外國，是說只懂外國，不懂中國。在３０年代那時，在中國已有全盤西化論。如果毛主席是泛指外國，也可以說言必稱“英美”

；如果這樣說，人們就會想到這個批評是指向全盤西化論，就是指向資產階級自由主義。但是，這裡毛主席批評的不是全盤西化論。他批評的是我們黨內有這樣的人，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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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主義者中有這樣的人，那當然不能用言必稱英美來概括。

在當時情況下，直接點出蘇聯是不適當的。所以“言必稱希臘”

，實在是一個巧妙的修辭。

第三點，我的文章裡引用了毛主席關於斯大林對中國做了些錯事的話，其中說：“一九四九、一九五○年對我們的壓力很大”。

有同志問我，１９４９年、１９５０年中國革命勝利了，到底是什麼壓力，怎麼看得出有壓力？

這個問題很值得研究，要和前文說的斯大林對中國做了些錯事聯絡起來看。可以這麼說，到中國革命勝利時，蘇聯的態度是很曖昧的。我只舉一個例子。有一個美國女記者在１９４８年１０月經過西歐到莫斯科，她說，中國共產黨勝利的訊息已經在世界各國報紙上頭版頭條傳播了，可是在蘇聯的報紙上一點都看不見。

到１１月初，《真理報》才在最後一版《塔斯社通告》標題下，用四五行字說，中國人民解放軍打下瀋陽。這是遼瀋戰役。

１２月６日第四版的《通告》，用六行新聞說，中國人民解放軍宣佈佔領徐州。這是淮海戰役。（見《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回憶錄》）那時蘇聯對中國革命的態度，就像毛主席說的，仗打勝了，又懷疑。

１９４９年夏秋間，少奇同志秘密去過一次蘇聯。

到這年１２月１６日，毛主席公開到莫斯科。這次去莫斯科，是怎麼回事情呢？當時中國革命剛剛勝利，已經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按理說，中國黨和國家的最高領袖去訪問，應該是正式的國事訪問吧。

其實不是，是去慶祝斯大林的壽辰。

而去了以後呢，從１２月１６日到莫斯科，一直到２月１７日離開，蹲了整整兩個月。當時交通等等條件當然和現在不一樣，但是兩個月之久也有點奇怪。

接待毛主席的禮儀雖然還可以，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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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稱毛主席為毛澤東先生。到莫斯科後兩個星期，除了參加斯大林壽辰外，毛主席基本上是在那裡坐冷板凳，沒人理他，報紙上也沒有任何訊息。西方報紙散佈流言說，斯大林已經把毛澤東軟禁起來了。到１月２日，莫洛托夫才去看毛主席，商談事情。發生了什麼問題呢？那時斯大林不願意和新中國訂立一個互助同盟合作條約。他說蘇聯和中國不是早已有一個條約了嗎（所謂有條約就是和國民黨訂過一個條約）

，既然已有這個條約，別訂了，以後再說吧。莫洛托夫去訪問毛主席時，毛主席提出了幾個方案讓他選擇。最後一個方案是重新訂立一個條約。然後莫洛托夫向斯大林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