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繩文集(１９７９-１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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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答案，也就不可能使中國擺脫蘇聯的模式。

在《論十大關係》中毛澤東說：“過去為了結束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統治，為了人民民主革命的勝利，我們就實行了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的方針。現在為了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建設社會主義國家，同樣也實行這個方針。”這話也應該認為是正確的。

但是，在利用前一時期的經驗的時候，當然必須區別革命和建設的不同情況。在建設時期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的方法，和以往的革命時期不可能是完全一樣的。

如果把中國民主革命時期的經驗不加分析地套用到社會主義建設上來，以為這就是從中國的實際出發，那就不可避免地要犯錯誤。

在民主革命時期，透過和廣大群眾切身利益有關的階級鬥爭觀念動員和凝聚了群眾的意志和力量，並且在廣大群眾的政治熱情發動起來以後，就產生無窮無盡的摧毀敵人的力量。但是這種經驗不能簡單地應用到社會主義建設中。只用政治方法來動員群眾，實行“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方針，就造成反右鬥爭擴大化，大躍進和人民公社，以至“文化大革命”這些錯誤。這些錯誤使我們在社會主義建設中走了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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彎路，受到許多損失。

如同在民主革命時期一樣，中國共產黨人在社會主義時期也從錯誤中受到深刻的教育。

在１９７６年結束了“文化大革命”以後，經過十一屆三中全會，以鄧小平同志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總結了過去２０年的經驗，特別是發展到“文化大革命”那樣的危險局面的“左”傾錯誤的經驗，糾正了這些錯誤，終於弄清楚了中國還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國情，找到了一箇中心、兩個基本點的適合中國國情的一套方針政策。

現在回顧歷史，可以看出，從１９５７年開始的２０年中，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之所以走上曲折的道路，犯了許多錯誤，其發端在於不按照蘇聯的模式走完全一樣的路，而要另闢蹊徑。

那麼我們在評論歷史的時候，是不是可以認為本來不應該懷疑蘇聯的模式，本來可以完全按照蘇聯的模式做，那就可以避免我們曾經犯過的這些錯誤。我以為，如果進行這樣的評論，那是完全錯誤的。

在１９５６年，在中國面前可以說是有兩條路好走。

一條路就是我們實際上在這二十多年裡走過的路，另一條路就是亦步亦趨地跟著蘇聯走。認為中國應該走這另一條路的至少是當時的蘇聯領導人。如果走這條路意味著什麼呢？那不僅意味著中國會走上一條不是那麼健康的社會主義道路，而且意味著中國會成為在蘇聯指揮棒下的一個大的“衛星國”。

在建設中遵循蘇聯的樣板和成為它的“衛星國”雖然並不是一回事，但的確是密切聯絡的。歷史表明，斯大林時期的蘇聯已經慣於按照自己的意志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指揮一切。斯大林的後繼人並沒有對斯大林的正確和錯誤進行科學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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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他們在一筆抹煞斯大林的時候，繼承了斯大林的許多錯誤的作風和做法，而且變本加厲。其中也包括自居“老子黨”的地位，以大國沙文主義態度干預和支配別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命運。由於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領導集體採取了堅決抵制的態度，中國才沒有淪為蘇聯的“衛星國”。

從５０年代後期起，毛澤東不顧蘇聯方面來的異議，堅持探索中國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同時也警惕地注視著蘇聯領導人日益加劇的對中國的敵視。赫魯曉夫以逐出教門相威脅，直接向中國提出了侵犯中國主權、控制中國命運的要求，毛澤東領導全黨對此作出了毫不妥協的答覆。我們現在不來評論６０年代初期中國和蘇聯兩黨的大論戰中的細節。

應當說，中國共產黨方面在這次論戰中提出的有些論點並不完全正確。但中國共產黨維護國家的獨立主權、維護任何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有按照自己的國情走自己的道路的權力是完全正確的。把運用一切手段直至武力來維護自己的指揮棒的權威的蘇聯稱作社會帝國主義，也並不過分。由於赫魯曉夫和他的繼承人勃列日涅夫堅持這種社會帝國主義的立場，由於毛澤東和他的同志維護黨和國家應有的獨立和主權的態度毫不含糊，中蘇兩黨的決裂成為不可避免，並且延續了一個相當長的時期。

毛澤東在６０年代初期作出為了維護自己的獨立主權，不惜和蘇聯決裂的決策，是經過反覆的、慎重的考慮的。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