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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獨立地位。因此還發生了１８４年的中法戰爭，１８９４年的中日戰爭，而在１９００年還虛偽地向外國“宣戰”。到了１９００以後，帝國主義相約實行所謂“門戶開放”
、“保全中國”
的政策，列強直接瓜分中國的危機暫時不存在了。逃亡到西安的清朝政府得到了列強的“寬恕”
，重新回到北京，已完全成為帝國主義卵翼下的工具。因此，中國人民為擺脫帝國主義奴役的命運的鬥爭，就不能不表現為反對清朝政府的鬥爭。
上引梁啟超的話，和１９０３年著名的革命宣傳家陳天華所說現在的朝廷已成為“洋人的朝廷”是同樣的意思。在１９０１到１９０２年梁啟超的確也表現過贊成革命的傾向，但不久他又回過頭去同他的老師康有為站在一起，唱起反對革命的“保皇派”的調子來了。
康有為、梁啟超等人主張君主立憲，反對革命，有一條理由是革命將招致列強的干涉，使中國遭到瓜分的危險。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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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駁這種論調，孫中山說：“今有滿洲政府為之鷹犬，則彼外國者，欲取我土地，有予取予攜之便矣。故欲免瓜分，非先倒滿洲政府則無挽救之法也”。
《民報》上汪東也說，難道不革命能救亡麼？
“外人所以樂存此舊政府，以其為桃梗土偶，便於竊盜。謂竊盜不足以亡中國，愚又甚於孩提之童也。”這些其實就是梁啟超說過的話。以這樣的論據來證明推翻清朝的革命的必要，是完全合乎邏輯的，有說服力的。
辛亥革命時期的宣傳者的確有許多是著重於揭露國內滿漢民族不平等，滿洲族在政治和經濟上的特權，從而宣傳“民族革命”的必要性。他們重新利用２６０年前的“揚州十日”
、“嘉定三屠”一類材料來鼓動反滿情緒。反滿的老口號在新的形勢下有了新的活力。孫中山在１９０５年說：“鄙人往年提倡民族主義，應而和之者，特會黨耳，至於中流社會以上之人，實為寥寥。”——這是說１９００年前的情況。
“乃曾幾何時，思想進步，民族主義大有一日千里之勢，充佈於各種社會之中，殆無不認革命為必要者。”為什麼１９００年後會發生這樣的變化呢？
試讀１９０５年在北京火車站上向出洋考察憲政的五大臣投擲炸彈的吳樾的遺書，那裡雖然強烈地表現出傳統的反滿情緒，但也說：“滿洲政府，實中國富強第一大障礙。欲救亡而思扶滿，直揚湯止沸，抱薪救火！”二百多年後反滿傳統情緒之所以重新燃起熾烈的火焰，就是因為這時反滿已經成為從帝國主義魔爪下救亡的口號。
資產階級革命派堅決主張推翻為帝國主義維護的清朝政府，並且認為，革命應該使中國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他們在實際上站到了同帝國主義對立的立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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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階級革命派在反對君主立憲派的同時，也反對義和團的鬥爭方法。
對農民和城市貧民在沒有先進階級領導時，以焚燒外國教堂等低階形式表現的反帝鬥爭，他們稱之為“自然的暴動”
，“野蠻之排外”。他們或者說，“就自然的暴動加以改良，使之進化”
，成為“秩序的革命”
；或者說，應當是“正當之抗外”
，而不應當是“野蠻之排外”。陳天華說：“這義和團心思是很好的，卻有幾件大不好處。”
他們企圖揚棄低階形式的反帝鬥爭是有理由的，但是他們並不能提出一個完整的反帝國主義的綱領來。
青年革命家鄒容在１９０３年所撰名著《革命軍》中說：“內為滿洲人之奴隸，受滿洲人之暴虐，外受列國人之刺激，為數重之奴隸，將有亡國殄種之難者，此吾黃帝神明之漢種今日唱革命獨立之原因也。”
他所提出的革命綱領中，有一條是“對敵干預我中國革命獨立之外國及本國人”。
同盟會預擬在革命爆發時發表的《對外宣言》中，也有“外人有加助清政府以妨害國民軍政府者，概以敵視”
這樣的條款。
但是，當時的革命派一般地都認為，他們不是“野蠻之排外”
，而是文明的、有秩序的革命，是模仿西方資產階級所已經做過的爭取自由獨立的革命，因而革命就不會遭到列強的干預，而能得到他們的同情和贊助。他們為了使自己所進行的革命能夠取得列強的同情，甚至預先規定，在革命勝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