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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民黨統治時期，繼承五四時期反封建傳統的，大體說來有兩類人。一類人是馬克思主義者、共產主義者；另一類人是非馬克思主義的或者甚至是反對馬克思主義的民主自由主義者。
說到後一種人，這裡可以提到胡適。胡適並不承認“封建”
、“反封建”的概念，但他堅持資產階級的自由民主觀點，對於文化復古主義一貫採取批判的態度，不論文化復古主義是以讚揚“東方文明”或以“中國本位文化”的名義而出現。
３０年代，他還提出“全盤西化”的主張。他是採取類似上述梁啟超的說法，故意提出“偏激”的口號。就這點說，他是五四新文化的繼承者。他不承認反對帝國主義的必要（雖然他贊成抗日）
；他又不如實考慮中國不能實現民主自由的社會政治條件，始終反對用革命方法來改變這種條件。因此，他終於在反共一點上和國民黨沆瀣一氣。但是，他的民主觀點並不完全合乎國民黨統治者的口味，所以他在１９２９年曾受到國民黨當局的譴責。在其晚年，也不過被國民黨尊為反共的“聖人”而已。
這裡提到胡適，並不是說，上述後一類人可以由他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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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３０年代到４０年代，這類人中間，就對共產黨的態度而言，有各種不同情況。有讚許共產黨的奮鬥精神而又抱疑慮態度的，有對共產黨的主張表同情的，有願意同共產黨合作的。
他們中許多人從自己的立場出發從事民主運動，做喚起群眾覺醒的工作，對那個時期的救亡運動、革命運動起了積極的作用。也有些人從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轉而成為馬克思主義者、共產主義者。
在中國，首先明確地提出反封建是民主革命階段的主要鬥爭任務之一的是共產黨。馬克思主義者、共產黨人繼承“五四”
反封建鬥爭的傳統，並把這個鬥爭發展到了新的水平。
這從下列幾點可以看出來。
第一，共產黨人把反封建鬥爭任務和反帝國主義鬥爭任務緊緊結合起來。中國近代歷史的特點使這兩個鬥爭必須齊頭並進。當然，在不同的時候，要按具體情況而以某一方面的鬥爭為主。抗日戰爭時期，是以反帝國主義鬥爭為主，但就是在這時期，也不放鬆反封建的鬥爭。如果救亡是指反帝國主義的鬥爭，那麼救亡運動是和民主運動一直聯結在一起，違反國民黨統治者的意志而發展的。
第二，共產黨抓住了反封建的一個根本問題，即土地革命問題。絕大部分土地為地主所佔有，廣大農民沒有或僅有極少土地，忍受地租和其他形式的封建剝削，靠以家庭為單位的個體生產，勉強維持生活。這種土地關係在中國古代延續了二三千年，在近代中國仍然頑強地保持著。它阻礙商品經濟的發展，阻礙中國的進步，它是封建法西斯勢力的社會基礎。
中國農民最受封建壓迫，又嚴重地為封建思想所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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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有反封建的要求，卻缺乏有力的思想政治武器。辛亥革命至多隻是與一部分農民有聯絡，但並沒有能用資產階級民主主義來領導他們。五四運動沒有提到土地改革的問題，但它所反對的舊思想、舊倫理、舊道德是建基於封建土地所有制上的。只有共產黨在反封建鬥爭中把千百萬以至成億的農民發動了起來，而且把農民群眾提高到了他們的自發的鬥爭所不可能達到的水平。
第三，共產黨在思想文化戰線上是反對封建法西斯主義的主力軍。
共產黨人和許多黨外進步人士合作，在人民中，首先在知識青年中傳播民主的思想、科學的思想、救亡的思想、馬克思主義思想，其效果遠遠超過了五四時期的啟蒙工作。
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運動所動員起來的知識青年，為數之多是五四運動所不可比的。他們中大多數人必須衝破封建主義的種種束縛，才能投身革命。
魯迅在１９２３年的一次給大學生作的演講中，提出了“娜拉走後怎樣？”
的問題。
２０年代後期和３０年代到４０年代，千千萬萬的“娜拉”用參加人民革命運動的行動來答覆這個問題。
第四，共產黨對於愛國的、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不是採取排斥的態度，而是力求在救亡和民主的鬥爭中和他們結成聯盟。固然相互間是有爭論的。
“革命還是改良”曾是一個爭論的題目。要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泥坑中挽救中國的命運，既然不能不經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