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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反封建
一
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歷史功績是向封建的舊文化、舊思想、舊道德進行了勇敢的衝擊。
“五四”
先驅者以民主和科學為旗幟，反對專制主義、矇昧主義，喊出打倒孔家店的口號。他們是否做得過火呢？
辛亥革命推翻帝制，當然具有反封建的意義。但是，只是形式上有了總統和議會，國家的混亂、落後，政治和社會上的黑暗依然如故。袁世凱稱帝，張勳復辟，連“民國”的招牌也有被掀倒的危險。
“孔道會”
、“孔教會”
、“尊孔會”這類名目的組織，在軍閥統治者的支援下，提倡以“孔教”為“國教”
，鼓吹封建主義的綱常名教，利用人們對民國成立以後的局勢的失望情緒，要人們相信，中國得救，只能靠加強封建禮教的權威。這是為帝制復辟製造輿論。
五四新文化運動是在封建勢力佔絕對統治地位的形勢下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號的。當時的反孔至少有兩層含義。
第一，孔子之道代表封建宗法時代的“道德、禮教、生活、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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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
，這些是和建設現代的新國家不相容的。所以陳獨秀說：“對於與此新社會、新國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徹底之覺悟，勇猛之決心。否則，不塞不流，不止不行”。
第二，兩千年來，孔子被尊為聖人。人們只能以孔子（或者後世對孔子的“權威”解釋）之是非為是非，否則就是離經叛道的罪人。打破這種偶像，使人們能夠獨立地思考，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要求，這也是它所主張的民主和科學的精神。
“五四”先驅者的確有些過火的言論。例如，有人把中國歷史上留下來的一切東西都視同敝屣，有人把中醫、中藥視為占卦卜課一類的東西，有人甚至主張廢止漢語漢文。毛澤東在讚揚“五四”反封建的業績的同時，指出當時思想上有形式主義的錯誤，即認為好的一切都好，壞的一切都壞。那些過火的言論是與形式主義的思想方法有關的，後人應當引以為鑑。
我們也應該看到，五四新文化運動是處於被壓迫的地位。
《新青年》雜誌即使在得到一些刊物的響應時，仍然只能說是孤軍奮鬥。為了衝開鋪天蓋地的黑暗羅網，這些先驅者不能不有最勇猛的決心。矯枉過正，曾經是近代一些思想先驅者認為可以採取的鬥爭策略。歷史地看，這是可以理解的。
（梁啟超早在１９０２年向報刊言論界提出“敬告”說：“諸君如欲導民以變法也，則不可不駭之以民權，欲導民以民權也，則不可不駭之以革命。大抵所駭者過兩級，然後所習者乃適得其宜。”
他的想法是，要用比實際主張更進兩級的言論來警醒讀者。所以他接著說：“吾所欲實行者在此，則其所昌言者不可不在彼。吾昌言彼，而他日國民所實行者不在彼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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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焉。其究也不過令後之人笑我為無識，訾我為偏激而已。“
見發表在《新民叢報》上的《敬告我同業諸君》）
文化發展既有時代性，又有民族性。五四新文化運動在申討封建舊文化時，著重注意的是時代性。他們所向往的新國家、新社會、新文化，是以西方國家為範本的。他們主張建設“西洋式之新國家”
，組織“西洋式之新社會”
，並且輸入“西洋式之新信仰、新思想”。所謂西洋式，就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代名詞。
因為他們把時代性的要求表現為西化，並且在反對封建傳統的時候，有上述的片面性，他們的確較少注意文化的民族性問題。
但是，五四時期某些甚至可以加上民族虛無主義帽子的過火言論，當時並不起實際作用。例如中醫、中藥並不因此而被破壞。真正起的作用是打破了封建傳統文化定於一尊的局面，這當然是偉大的功績。
《新青年》的作者們大都是對“舊學”
有很深造詣的人，他們短兵相接或者大刀闊斧地向封建舊文化進攻，反戈一擊，常常深中要害。他們不可能在這樣倉促的激烈的鬥爭中（只有二三年）
，對中國傳統文化作細緻的分析研究。
五四時期提倡白話文。當時的反對者認為，白話文一旦流行，中國古文化將全部淪喪。事實上並不是這樣。
“五四”
以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