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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化和臉譜化現象氾濫成災。
然而，有這麼一部電影，恰如一朵清秀、雋永的小花，與眾不同，分外奪目。這就是湘劇高腔戲曲藝術片——《園丁之歌》。
華國鋒點戲
1972年下半年，在湖南省文藝匯演的一批文藝節目中，其中，有三個湖南地方戲《園丁之歌》、《兩張圖紙》、《送貨路上》反應熱烈，也給當時看戲的已經晉升國務院副總理的華國鋒，留下了深刻印象。
作為曾擔任過湖南省委書記的華國鋒（華國鋒是山西人，湖南應算是他的第二故鄉），對於家鄉戲自然是感到分外的熟悉和親切，早在“文革”爆發前夕的1965年，珠江電影製片廠就曾把湖南的兩個花鼓戲——《打銅鑼》、《補鍋》拍成電影。1973年３月，一次在人民大會堂會後休息時，華國鋒興趣濃厚，突然想起去年所看到的記憶猶新的“家鄉戲”，便對在座的國務院文化組組長吳德和負責電影工作的狄福才，隨口說出了《園丁之歌》等節目。
《園丁之歌》講述的是一個後進學生在教師的正確幫助、培養和引導下，端正學習態度，不但懂得了做人的道理，而且更懂得了只有學好文化知識，才能更好地為人民服務和建設國家的故事。由於華國鋒是毛澤東主席器重且直接提拔，一路仕途上升，而且華國鋒又同毛主席是湖南老鄉，出於這種濃厚、真摯的感情，在場的官員自然也是心領神會。於是，有關方面立刻成立電影攝製組，考慮到《園丁之歌》是一出湖南湘劇高腔的地方劇種的小戲，故北京新聞電影製片廠組織拍攝，較為適宜。
於是，新影廠調遣曾在1972年執導過鋼琴伴唱《紅燈記》、鋼琴協奏曲《黃河》、交響樂《沙家浜》三臺戲組合的藝術片的本廠導演沙丹，率攝製組趕赴湖南，在湖南省委和文化部門的大力幫助和配合下，僅用了三個多月時間，就將這部反映教育戰線題材的戲曲藝術片《園丁之歌》拍攝完成。
第四部分：影壇憾事：名角未完成的影片一瞥 … 江青罵戲
第四部分：影壇憾事：名角未完成的影片一瞥 …
江青罵戲 當年7月底，時任“文革”副組長的江青和“四人幫”成員的張春橋、姚文元及文化組有關負責人一起，在釣魚臺17號樓她自己居住的一間小放映室審看影片，這是她統帥文藝界的特權。這一天，《園丁之歌》開始悄無聲息的放映。
一向愛橫挑鼻子豎挑眼的江青，看完這部僅有一個小時左右的影片之後，氣急敗壞，罵聲不斷。從片名的園丁比喻到人物的出場，從色彩的調配到唱腔設計，她都極不滿意，大動肝火。片中的園丁本是比喻辛勤的老師，而江青卻硬說是比錯了“物件”，因為園丁只能比做共產黨，而不能比做“臭老九”，因片中的湘劇演員左大玢扮演的女主角，其扮相、唱腔和動作，被一貫以突出正面英雄人物而極力豎起“高大全”模式的江青，極為反感，她譏諷說影片中的女教師，舉手投足簡直就是“文革”前死灰復燃的青衣花旦；化妝像個少奶奶，沒有一點兒革命的氣息；而影片中男教員的扮相，更是被她譏為“活像個油頭粉面的二流子”。其他諸如拍攝角度、用光角度；更是被一向自以為內行權威的江青，批駁得一無是處，體無完膚。最最令她不能容忍的是，已經徹底被政治鬥爭同化並利用政治鬥爭向上爬的江青，對劇中的一句唱腔：“沒有文化怎能挑起革命重擔”，更是大發雷霆。這句話同時也觸動了她非常敏感的神經，這出戏，這句唱腔，簡直是冒天下之大不韙，與當前的中央政策唱對臺戲，這是猖狂的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不自量力的挑戰。現在提倡“讀書無用論”，知識越多越反動，而這出戏竟敢公開叫嚷什麼“沒有文化怎能挑起革命重擔”，其居心十分險惡。
於是，江青似乎像是哥倫布發現了新大陸，她要順藤摸瓜，揪出一批幕後操縱人物，以鞏固自己的地位，擴大自己的戰果，突出自己的成績。張春橋趨炎附勢，對這出小戲大加指責，說學生受教師的擺佈，是典型的“師道尊嚴”；姚文元也隨聲附和，調動他“文字獄”的捉筆代刀的本領，對於這出戏態度鮮明地全盤否定。
4天以後，耐不住寂寞的江青，更是迫不及待的開始招集人馬，對《園丁之歌》進行大面積的追查、圍剿、攻擊，多管齊下，聲勢凌厲。一連串的帶有濃重火藥味兒地質問，一句接一句地上來：“《園丁之歌》牽涉到教育革命的問題，究竟教師和共產黨誰是園丁的問題？戲裡的那兩個一男一女的教師，到底是什麼出身？有沒有堅定的革命立場？為什麼故意隱瞞個人成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