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部分 (第3/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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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獨挑“大梁”的李鐵軍,為了鏡頭前嫻熟的騎馬、跳馬動作,從一開始進組,就開始玩命的練習,也不知從馬上摔下了多少次,幾經回合,終於馬到成功。在劇組,飾演日本鬼子松井的方化,很有表演經驗,但是,為了突出英雄人物的“高大全”,反派角色的“小而黑”卻只能是被作為反面來襯托,這與19年前的同一劇情、同一人物的處理大相徑庭,真是“此一時,彼一時”啊!當年作為吉林省人大代表的方化的思想,是“‘左’的可笑,‘右’的可怕”,為了能夠廣泛徵集民眾意見,他竟然思想單純地“越過雷區”,獨出心裁、另闢蹊徑地到監獄裡去,走訪徵求被剝奪普通公民行使投票權利的服役刑事犯人的意見,故在1957年被錯誤地打成“右派”,所以,當年的政治陰影,至今在時隔多年後陰魂不散,他對於角色的獨到見地,自然是“英雄無用武之地”無處發揮,他在劇組裡經常自我檢討,與銀幕上已經被轉化為“小丑”般面目猙獰的松井,形成了強烈的反差。
拍攝當中,劇組對於李鐵軍的表演存有爭議,認為他外型太帥,扮相太嫩,書生氣太濃,缺乏質樸的本質特徵,不適合扮演“工農兵”形象,但是,導演武兆堤卻堅持使用李鐵軍,並態度肯定地說道:“光找李向陽的演員就找了2年,如果再這樣折騰,那這出戏要拍到什麼時候?”老版的“李向陽”郭振清更是當起了“幕後英雄”,整天在攝製組裡手把手地教著李鐵軍一招一式,時年48歲的郭振清比23歲的李鐵軍整整要大25歲,一老一小兩代人共同演繹出非常歲月當中銀幕之外真摯友情的佳話。像劇組的其他老演員孫敖、任偉民、崔超明等對李鐵軍這個影壇“新兵”給予無私的幫助,儘管他們在鏡頭前與李鐵軍形成正面交鋒的“敵對關係”,但在銀幕下卻真正體現出“老幫少”的師生之情,這些都使得李鐵軍的“新版”李向陽能夠在銀幕上得以站立起來,而給廣大觀眾留存一定的記憶。
影片的外景拍攝,轉戰河北石家莊郊區的獲鹿縣、保定、正定地區、河南的新鄉百泉縣、林縣、輝縣、河南與山西交界地、遼寧的錦州興城以及吉林長春的郊外,共橫跨5個省市地區。1974年10月初封鏡,然後進行後期製作,全片完成後迅速把標準樣片空運北京送審,全面審查透過後,年底加班加點趕製複製,1975年春節,正式在全國公開放映了。
江青對於自己苦心經營的從“八個樣板戲”、“六京兩舞”,擴充套件到故事片、特別是“重點工程”的7部之多的“重拍片”領域的功勳卓著而自鳴得意,所以,她要不遺餘力地把這一“累累戰果”擴大延伸到海外,並提出具體意見,希望攝製組重新集合起來,再接再厲,按照符合境外市場的發行模式,符合國際不同國家觀眾的觀賞習慣,再進行必要的鏡頭補拍和剪輯組合。
於是,已經解散的攝製組被重新招攏在一起,可是,萬萬沒有想到的是,一場意外的事故接踵而來。一天,劇組要到長春郊外去拍外景,當時,李鐵軍和攝影師顧笑言、演員任偉民等人乘上拉道具的羅馬尼亞生產的“科爾巴千”大卡車,李鐵軍等到眾人都上車後,坐在車子的最後面。孰料,司機開慣了這輛以往拉磚頭的“老爺車”,剛一開出大門,司機在拐彎打方向盤的時候,由於用力太猛,大卡車一下子撞到了街道旁的“芙蓉樹”上,接著,車身重重地刮到一個粗大的樹枝上,受其慣力,反彈的枝幹一下子橫打到坐在卡車前面的顧笑言和任偉民的頭上,顧笑言受傷最重,當即被送往醫院,被確診為腦震盪,急需住院治療。而在車尾的李鐵軍則避開飛來的災禍,毫髮未損,實屬萬幸。
在攝影師受傷住院、補拍鏡頭眼看就要因此而受到嚴重影響的情況下,廠領導趕緊下令,連夜把正在農村下放勞動改造的王啟民叫上來,臨危受命的“王大攝影”在廠裡可謂大名鼎鼎,早在日寇統治的“滿映”時期,就開始從事電影攝影,解放後,長影廠的許多膾炙人口的重頭大戲《甲午風雲》、《兵臨城下》等均由王啟民掌鏡。他誠惶誠恐地報到之後,首先補拍了開場時李向陽躍馬騰飛的三個特寫鏡頭。隨後,王啟民又依據自己多年業務工作的實踐經驗,在同一劇情沒有改動的情況之下,認為不符合要求的畫面,與導演商榷後,精益求精地重新進行了“大手術”,把補拍其他大量的鏡頭,再與本已完成並公映的版本巧妙地連線在一起,待再次上映之時,許多觀眾竟沒有看出來,真是巧奪天工。就這樣,補戲折騰了整整半年多時間,遠比正常拍攝的時間拉長了一倍多。
1974年,為了重點突擊重拍片《平原游擊隊》,當年的長影廠僅僅上了兩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