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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員們,再加上北京京劇院領導、還有《沙家浜》劇組的譚元壽、洪雪飛、萬一英、馬長禮、周和桐等主要演員全部到會參加,作為主創人員之一的汪曾祺,自然是不可缺少。會上,每個人給了一份用二號仿宋體大字印刷的劇本,由洪雪飛、萬一英輪流進行聲情並茂的朗誦,如果唸到哪一段話、哪一個句子、甚至唱腔中的哪一個字,如果江青感到不滿意的地方,她就會像以往一樣,當場指著汪曾祺,讓他馬上進行修改。如果當場改得不好,或者沒有被江青所認可,就在這個需要被改的地方註明,會後再抓緊時間繼續修改,有時,為了一兩個字、一句臺詞的改動,需要翻來覆去地不知改了多少遍,直到江青感到滿意點頭為止。
為了重新排演《沙家浜》,江青一聲令下,“樣板團”必須要去故事的發生地——蘇州、常熟一帶去體驗生活,她再三強調,到當地去現場感悟一次,要比舞臺上演上百遍還管用,並可以此增強無產階級的真摯情感。以前,這出戏在舞臺上排演之前,“樣板團”裡的許多成員,就已經來到過這些地方,但是,作為“革命樣板戲”的重頭劇目,此次再次前往此地,意義非同凡響,而且連同他們的身價,也隨著“革命樣板戲”這一至高無上的頭銜,而變得身價百倍。他們在陽澄湖的蘆葦蕩裡,走了一圈又一圈,並走訪了一些當年掩護過新四軍傷病員的老百姓,請他們講述那些已經聽到不知多少遍的革命故事。在認真聽了之後,還經常召開會議,組織個人發言,大家暢談心得體會,無論是職員,還是演員,的確都是全身心的把此當作是一次光榮而神聖的政治任務來努力去做好,並且對自己能幸運地成為“樣板團”中的一員,而倍感幸運和榮光。
1970年5月21日,北京民眾在天安門廣場舉行隆重集會,會議主題是擁護毛澤東主席在集會前一天發表的題為《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國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宣告,即“5。20宣告”。《沙家浜》劇組的幾個主要演員譚元壽、洪雪飛、馬長禮等作為嘉賓,被邀請登上天安門城樓。而當天,汪曾祺奉命要以北京京劇院《沙家浜》劇組的名義,正準備寫出一篇“大塊頭”的體會文章,當年的《紅旗》雜誌第6期,要連同此文與《沙家浜》劇本一併發表。正當並沒有接到邀請通知的汪曾祺在家中撰寫此文的時候,江青又突然派出一個軍代表,趕緊要汪曾祺火速趕到天安門廣場的城樓上去。在當天新華社發往國內外報道首都百萬軍民在天安門廣場集會的電訊稿上,又臨時在長長的參加名單後面,增補加上了汪曾祺的名字。
中共“九大”期間,江青與參會代表們一起,觀看經多次修改的現代京劇《沙家浜》,並在此之後正式確定為“八個樣板戲”之一。首先將劇情壓縮到兩個小時之內,在1970年由北京電視臺試錄成14本的黑白電視螢幕複製片後,進行再一次的審查和修改。1970年5月最後定稿,1971年由長春電影製片廠拍攝成彩色舞臺藝術片,曾經以《平原游擊隊》、《英雄兒女》和《地下尖兵》而聲譽鵲起的著名導演武兆堤,擔任該片的電影執行導演,舒笑言掌鏡攝影。同年的8月該片如期完成,9月在全國正式公映。
1970年,北京電影製片廠已經率先將上海京劇團演出的現代京劇《智取威虎山》,作為第一批“八個樣板戲”的“開山之作”,搬上了銀幕,同年,經中央文化部門和“國務院文化組”進行了綜合分析和實地考察,將北京京劇院演出的現代京劇《沙家浜》的任務,交給長春電影製片廠進行拍攝。這部戲整整拍攝了一年零八個月才宣告結束,這也是長春電影製片廠在1966年6月“文革”運動正式爆發之後,將近5年拍片空白後出品的第一部影片。
《沙家浜》攝製組成立以後,在選擇創作人員上,要求十分嚴格,首先,所過的第一道關,就是嚴格的政治審查,凡是參加攝製組的每一個成員,無論是編導攝影和演員等主創人員,還是一般劇務人員,都要祖宗八代地層層清查,嚴格把關,在由黨組織鑑定確認不存在任何歷史問題之後,才可以進入,並且要求劇組成員要理論聯絡實際,暢談和寫出學習《毛主席著作》的心得體會,對當時“鬥、批、改”運動思想堅定的立場認識,進行認真而系統的檢查與自我檢查,只要這樣,才有機會作為具備初步被挑選的資格。攝製組成員的所有名單,最先由廠領導和黨支部統一列出,再經吉林省委審查並附上意見,最後上報“國務院文化組”稽核,所有人員必須經過江青本人的親自批准和認可。
執導這部“樣板戲影片”的導演武兆堤,原名董鋼,原籍山西襄汾,生於美國匹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