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部分 (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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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他也曾想到一死了結。
命運往往就是這樣奇特而奇妙地不可思議,汪曾祺怎麼也沒有料想到,他會在突然間被意外地“解放”出來。在被揪鬥出來的7月一個盛夏的中午,汪曾祺接到一個革命小將的通知,讓他在當天下午4點鐘收拾乾淨後,到劇院軍代表辦公室裡去。汪曾祺趕緊理髮、洗澡、換衣服,想到此番一去,肯定是凶多吉少,誰料到,當他畢恭畢敬地走到軍代表辦公室,在首先背誦一段毛主席語錄“為人民服務,要鬥私批修”之後,只聽得軍代表對他表情嚴肅地宣佈:“現在黨和人民給你一個戴罪立功、重新做人的機會。”隨後,汪曾祺在還沒完全反應過來眼前發生的事情到底是真是假之際,就被一個年輕的軍人帶上,一起乘上了一輛黑色小轎車,直接駛向甘家口外的釣魚臺國賓館,在第十七號樓“中央文革”第一副組長江青的辦公室門前停了下來,受到了“文藝旗手”江青的親自接見。汪曾祺和江青並沒有任何的人際交往,此番破例被召見,原來是隨著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的深入和需要,江青為了想突出個人成績,進一步抓緊“革命樣板戲”的深入創作,並儘快透過各種文藝形式,進行廣泛宣傳和普及。對於京劇《沙家浜》她要再做一次必要的修改,準備在已經修改並上演的劇中,把最初的二號人物郭建光與一號人物阿慶嫂,分別設立為男女主人公,除了兩個劇中人在戲份上平分秋色之外,在突出郭建光這個中心人物形象上,還應該在其唱腔設計上狠下一番工夫,因為這是關係到武裝鬥爭領導秘密工作,還是秘密工作領導武裝鬥爭的重大政治問題。正是因為要在郭建光身上增加唱段,江青這才突然想起了為劇本移植、改編和多次修改立下過汗馬功勞的汪曾祺,這便是汪曾祺在那個年代被打倒之後,又柳暗花明充滿戲劇性地被“解放”之謎。於是,為了讓他繼續參與和修改現代京劇《沙家浜》的工作,江青下大力氣要樹立她一手主抓的“八個樣板戲”。而入選其中的《沙家浜》,正巧是汪曾祺早在1963年就開始接觸過的一個劇目,所以,他此番被“翻身”,正是緣於此故。
當了半年的“黑幫分子”,運了半年的煤球,汪曾祺早已把京劇曲目給拋在了一邊,心想從此以後再也和這些無緣了,誰能料到,時來運轉,好在是汪曾祺多年來一直從事京劇曲目創作和研究,所以,他迅速調整好心態,又重操舊業。緊接著,在前門打磨廠衚衕和在劇場裡,汪曾祺等人隨時聽從“文藝旗手”的調遣,即席進行《沙家浜》的突擊修改和排練。在每一場的排練時,汪曾祺都是小心翼翼地陪著親自坐鎮“廣和劇場”的江青,看著劇組演員在臺上一段一段地唱、做、念、打,隨後,一個細節一個細節地按實際生活和舞臺藝術的需要,再進行修改、推敲,直到透過。當時,陪同江青觀看彩排、並像保護神一樣,端坐在江青兩側的是中央文革組長陳伯達、中央文革顧問康生、公安部長謝富治、解放軍代總參謀長楊成武、總政治部主任肖華、北京衛戍區司令傅崇碧、北京市委書記李雪峰,以及後來的北京市委書記吳德,還有“中央文革”主要成員王力、關鋒、戚本禹等人。周恩來總理也曾經陪同觀看過兩次,因為事務繁忙而臨時離場。江青每講一句話,不管是重要的或不重要的,這些人物都會誠惶誠恐在筆記本上恭恭敬敬地記錄著,生怕漏掉一個字,而有時真是漏掉的字,他們也不敢當著江青的面進行詢問,而是在她不在場的時候,私下裡相互對照,唯恐曲解語意。有時,排戲需要從軍事博物館之類的地方,調換軍裝、槍支等道具,這些當年曾經指揮過千軍萬馬的大將軍們,卻不怕有失身份地搶著去執行命令。甚至稍有不慎,還會遭受到江青毫不留情地呵斥。在排戲過程中,全場就只聽見江青一個人對著舞臺上經常大聲叫嚷著:“停停停,郭建光!你這個唱詞聽起來怎麼這麼彆扭?文采也不足!”隨即扭過頭來,對坐在側後的汪曾祺說:“老汪,你現在就重新寫一段!”停一會兒,又聽得江青的聲音在劇場裡再次迴響:“沙奶奶!你那道白也太白了,要改成韻白!老汪,你現在就給改成韻白。”汪曾祺不愧是這方面的行家裡手,他會當場修飾出一段情文並茂的唱詞或道白來,在徵得江青看了滿意之後,馬上傳到演員的手裡,當即就讓這樣排練。《沙家浜》的每一個唱詞和道白,就是這樣一點一點地在江青百般挑剔之下,一折一折、一段一段、一句一句的敲定下來的,江青為此真可謂煞費苦心。
在人民大會堂,還專門為京劇《沙家浜》舉行了一次定稿研討會。江青、姚文元、葉群以及專門為此成立的“樣板團”的軍代表、革委會領導和當時國務院文化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