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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度、高強度的步驟，這一文藝作品創作成功的模式，堪稱世界奇蹟，同時也充分展現了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全國文藝創作一盤棋的成功範例。
然而，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的產生、創作和獲得的效果，並不是偶然的一蹴而就形成的，正如周恩來所言，是結合了在1961年8月1日由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政治部文工團集體創作並首演的《革命歷史歌曲表演唱》，和1964年由上海和華東數省文藝工作者創作並演出的《在毛澤東的旗幟下高歌猛進》這兩個大型歌舞的基礎上，創作排演出來的。
排演《東方紅》這樣的大歌舞，其難度主要來自於政治方面的壓力。當時，文藝戰線與全國各條戰線一樣，依然處在調整的主線和階級鬥爭的副線相互交織之中。早在1963年的12月12日，毛澤東主席就曾在一份《文藝情況彙報》上做了這樣的批示：“各種藝術形式，問題不少，人數很多，社會主義改造在許多部門中，至今收效甚微。許多部門至今還是‘死人’統治著。至於戲劇等部門，問題就更大了。”1964年6月27日，毛主席在中宣部寫的《關於全國文聯和各協會整風情況的報告》的未定稿上又作以批示：“這些協會和他們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數，15年來，基本上不執行黨的政策，做官當老爺，不去接近工農兵，不去反映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建設。最近幾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1964年8月15日，文化部黨組織根據毛主席對文藝界的批評，整理出《檢查工作簡報》，周恩來在過目之後，除了也在檔案上作以批示之外，對自己親自主抓的《東方紅》一事，更加慎重，同時，也堅定了排演成功的決心。在排練現場，他堅決不同意有表現“南昌起義”的演出場面，而是要求一定要重點地突出毛澤東領導和發動的“秋收起義”，但對於此處有悖於歷史的真實性，最後方才勉強同意解說的朗誦詞上加上一句：“南昌起義的槍聲，響起了第一聲春雷”後面伴隨著述說“秋收起義”的朗誦，拉開了表現該劇情的舞蹈場景。
長期對文藝進行基層調查、並瞭如指掌的周恩來，心裡非常清楚，目前的文藝界儘管出現一些需要整改的問題，但並沒有毛主席所指出的那樣嚴重，更沒有都已經“爛掉”，本著“寧可少些好些”的原則，所以，他力圖以《東方紅》的如期推出和演出成功，用事實來有力地證明這一點。同時，周恩來也時刻提防特殊人物江青的無理糾纏和多方干擾，把江青曾打入“另冊”的許多著名藝術家和文藝界知名演員，重新公開地請到舞臺上來；對於演出的整體質量，他再三強調交代“總指揮部”，要從部隊文工團、中央歌劇團、中央樂團、東方歌舞團、民族歌舞團等文藝團體抽調最優秀的藝術人才，尤其是毛主席的詩詞，要譜寫出最好的曲調，用最好的演員來演唱或朗誦；此外，在歌曲挑選上，周恩來同意啟用一些早已經在民間流傳、在大眾中傳唱的一些民主革命時期的著名曲目，針對江青否定的由賀綠汀作詞譜曲的《游擊隊之歌》和由田漢作詞的《義勇軍進行曲》，周恩來堅決不同意，儘管創作者當時已經受到錯誤的批判而“靠邊站”，但是，由他們在那個非凡年代裡充滿革命激情所創作、且為廣大人民所接受、並引起強烈共鳴的時代最強音，真實地、充分地反映了中華民族不屈不撓的奮鬥精神，既有強烈的時代感，也是政治性和藝術性完美統一的文藝精品。故此，面對江青的淫威，周恩來把手一揮，果斷而堅定地說：“這是人民群眾批准了的東西，我們沒有理由不採用。”
正義與邪惡的較量，幾經反覆的回合，《東方紅》在排除江青的種種刁難和許多並非藝術本身所帶來的難題，終於按照周恩來用心良苦的總體構思、全程策劃和具體指導，“要迎著困難上，不要怕一波三折”，正像篇名所言，《東方紅》一劇，猶如東方紅日，黎明晨曦中，終於在雲蒸霞蔚中，噴薄而出，放射出萬道金色的霞光。
《東方紅》成功了，參加演出的所有演職員們疲憊的臉上，露出了欣喜若狂的神情，泛起了雖苦猶甜的由衷感受，聯想3年前那臺最初形成的歌舞《革命歷史歌曲表演唱》，自然會讓參與者形成對比，感觸良久，感想頗深。
1960年，空軍司令劉亞樓上將隨總參謀長羅瑞卿大將組成的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代表團出訪朝鮮。
出訪期間，朝方因地制宜，“別出心裁”地在一個大機庫裡，盛情招待中國外交軍事最高長官，並演出了一場大型歌舞劇《三千里江山》。整臺大歌舞由朝鮮戰爭年代的歌曲和舞蹈加工而成。全體專業演員再加上朝鮮人民軍將士共計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