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電影幕後故事 作者:劉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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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在藝術的另一片新天地裡，又重新揚起了“爾今邁步從頭越”的希望風帆。

而扮演春妮的陶玉玲，在《霓虹燈下的哨兵》演出告一段落之後，隨同以田漢為團長的中國戲劇家代表團出訪朝鮮。回國不久，就趕上了“文革”運動的全面爆發，陶玉玲被扣上“積極貫徹文藝黑線的寵兒”、“追求三名三高的藝術尖子”等罪名；她所扮演的二妹子和春妮，也被定為“干擾和腐蝕我軍革命戰士，瓦解部隊戰鬥力，破壞部隊紀律的中間人物”。陶玉玲被迫脫下穿了20年的軍裝，來到南通電晶體廠，當上了一名和舞臺表演工作有天壤之別的普通工人。1972年，陶玉玲被調到南通市文工團擔任演員，繼而擔任了團長職務。1975年，陶玉玲在省委第一書記兼南京軍區政委彭衝的關心下，又重新回到了離別8年之久的南京軍區前線話劇團。1978年，陶玉玲調到八一電影製片廠，以《二泉映月》中的船孃配角復出影壇；後被外借到西影廠、北影廠、長影廠參加了《沒有航標的河流》、《明姑娘》、《歸宿》、《炮兵少校》等多部影片及電視劇的拍攝。她曾並當選文化部、廣播電影電視部推舉評選出來的全國126位“中華影星”之一，並兩次獲得總政治部表彰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優秀女演員獎”。

《東方紅》三部曲

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自1964年作為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15週年誕辰的主打節目隆重推出後，便以幾近完美的藝術形式，氣勢磅礴的恢弘景觀，高亢激昂的流行歌曲，膾炙人口的歌舞場面，以及洋溢著彤紅大色的時代情懷，成為中國文藝巔峰上一座高聳的里程碑。如今已度過了40餘年漫長的歷史長河，透過歲月的風霜打磨，歷經光陰的沙海淘金，她絲毫也沒有褪色，《東方紅》不愧是具有中華民族鮮明特色的文藝經典作品。

忽如一夜春風來

1964年，國民經濟的宏觀調整已經運作了四個年頭，經過黨中央及時扭轉乾坤，終於“人定勝天”地突破了三年自然災害的重圍，依靠廣大人民艱苦奮鬥，戰天鬥地，齊心協力共闖難關，狂熱的“大躍進”運動所帶來種種負面的嚴重影響，也漸漸遠離了人們的視線。1964年的國慶節，是新中國建國以來頗感舒暢的一個國慶，因為這一年，恰逢中華人民共和國15週年，十年大慶，五年小慶，擺脫了昨夜噩夢般的陰影，15週年的慶祝，就在周恩來總理的事必躬親的提前悉心操作下，將會有一個與眾不同的“非常慶祝”，特別是總理深愛著的文藝界，有了一項暫時秘而不宣的大動作。

1964年年初，周恩來和陳毅外長應邀訪問非洲，非洲人民用熱情奔放、載歌載舞的場面，作為盛大的歡迎儀式。此時此刻，周恩來的眼前豁然一亮，咦！這不正是我要尋找的一種藝術表演形式嗎？歌與舞的大聯合，既有民族特色，又有一定的氣勢，受到非洲人民的歌舞相迎，周恩來的心再也不能平靜下來了。

陽春三月，周恩來與國家名譽主席宋慶齡、陳毅外長出訪斯里蘭卡回國後，途經雲南，昆明軍區用文工團演出的歌舞節目表示歡迎，在演出現場，周恩來望著舞臺上演員們動人的舞姿，無形中開啟了他感情豐富的閘門，不久前置身於非洲歌舞場景當中溢於言表的興奮之情，又一次讓他按捺不住內心的激動。周恩來對著陪同觀看演出的隨從領導，直言不諱地發表自己的觀點和看法：“我們國家的民族傳統藝術是會演、會跳、會說、會唱的，你們以後不要把歌舞分開，還是又歌又舞優美。”周恩來的胸臆間始終盪漾著一種歌舞相連、歌舞連天的濃郁情結。

一個月後的第八天，周恩來抽出身來，興致勃勃地參加了獲獎舞臺話劇作品座談會。他對身邊和周圍到會的夏衍及獲獎的《激流勇進》、《一家人》、《豐收之後》等劇的編導胡萬春、黃佐臨、藍澄等人，就有關文藝作品如何很好地反映時代和今後的發展方向等問題，語重心長地提出了個人的見解和意見：“文藝作品的主流，還是要寫工農兵；還是要下去蹲點，而且要長期地深入生活，才能寫得生動、深入。”頓了頓，周總理又接著說：“我們自己的經驗也是這樣，不長期摸索，是說不出內行話的，總是有些隔靴搔癢的。”最後，他還一針見血地指出：“對那些不成熟的作品，主要是幫助，不要責備，使它逐步地豐富起來。”座談會無疑收到了實質性的效果。

1964年的6月23日，周總理在接見參加當年京劇現代戲觀摩演出大會的各演出團、觀摩團的負責人、主要演員和創作人員的時候，再次擲地有聲地重點強調：“‘戲劇革命’首先還是要做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