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電影幕後故事 作者:劉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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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歌頌、美化國民黨。反覆的批鬥，肉體的打擊，“文革”期間又被強行送到幹校勞改，還曾患過腦膿腫、直腸癌，兩次大手術的人間重返，方徨以80歲的高齡至今健在，然而，在“文革”期間他的老伴患有先天性心臟病，廠裡的大喇叭對準他的窗戶，徹夜地高聲喧譁，使她終日提心吊膽、擔驚受怕、惶惶不安，終於在一天晚上高音喇叭突然響起，使她受到猛然驚嚇而猝死，這是方徨最感難受，心中永遠也抹不掉的痛。

然而，血淋淋的悲劇仍在“文革”期間繼續上演，沒有休止。資深攝影師姚士泉在40年代後期就從事電影攝影，他因《逆風千里》身帶“特嫌”、“反革命分子”、“三四十年代黑線人物”等諸多罪名，感到萬念俱灰，終於在批鬥他的又一次大會之後，偷偷地跑到廠外的一片茂密的甘蔗林裡，用刀切開動脈割腕自殺。

1962年，由珠影廠招收的五名品學兼優的學員丁鐵寶、林書錦、杜熊文、方文獻、黃伍鍾返回廠後，被由香港長城公司調來珠影廠擔任業務副廠長洪遒重點培養成拔尖人才，旨以培養本廠自己的演員隊伍。可是，這一最具有前衛性的“造星”意識，即被不久後的“文革”運動而徹底地粉碎破滅。懷著滿腔愛國熱忱從印尼返回的青年華僑黃伍鍾，相貌英俊，酷似《柳堡的故事》、《霓虹燈下的哨兵》中的男主角廖有梁，他曾在《逆風千里》中扮演我軍偵察員，但是，“文革”的魔掌卻將這一小人物牢牢抓住，不肯放過；這個單純、幼稚、剛剛涉足新的社會，卻被眼前突如其來的政治運動無情地衝擊，這個從上海電影專科學校畢業、偕同新婚妻子一起回廠鬧革命的年輕人，卻被冠之“間諜”、“特務”的莫須有罪名，遭到殘酷的批鬥、審查。黃伍鐘不久就從廠行政辦公樓三樓跳下殉命，成為“文革”中無數冤魂的又一個無辜的殉葬品。他的突然死亡，也成了一樁至今未了的“無頭”歷史懸案。

如今，《逆風千里》早已平反，影片也曾多次復映，但是演員張子良、傅伯棠先後因身體的累累傷痕已經作古；那些因此劇蒙難和僥倖活下來的人，對這部影片的前前後後，卻是浸入骨髓般地長痛不已

風雨如磐《大浪淘沙》

大江東去，

浪淘盡，

千古風流人物。

每每讀起宋代大文豪蘇軾的這首“赤壁懷古”的激情詩，自然會聯想到一部同樣能引發激情的電影——《大浪淘沙》。廣大觀眾所看到的這部影片，大多是在上世紀70年代末中國政治形勢發生根本變化之後。殊不知，這部影片的拍攝完成時間，卻是比上映時間要早出12年之久。該片在中國內地、香港地區和東南亞地區造成極大的轟動效應，並作為中國電影經典名片走向了世界國際影壇。同時，也開創了珠影廠優秀故事影片走進國際電影節的歷史。

開拍伊始　眾將掛帥

影片《大浪淘沙》，是上海市房管局局長朱道南和他的秘書於炳坤，根據他們聯合創作的革命鬥爭題材的小說初稿《大革命洪流》，與珠江電影製片廠老導演伊琳，三個人一起改編成電影文學劇本的。

伊琳作為1938年從演出街頭話劇走上革命道路的老八路，曾在解放初期的東北電影製片廠（即“長影廠”），執導過《留下他打老蔣》、《保衛勝利果實》、《撲不滅的火焰》、《劉巧兒》等新中國早期著名影片，後來他又出任中央電影局藝術處處長，曾經到越南指導過電影創作，並協助拍攝了越南影片《同飲一江水》。1957年“反右派”運動時被召回，調到廣州電影製片廠（即“珠影廠”），1958年，拍攝《革命接班人》、1960年，拍攝《慧眼丹心》，後一部拍完即遭批判，被斥為“小資產階級情調”。一擱幾年，伊琳無片可拍，直到1963年王蘭西部長提出“一切面向生產的觀點，還要進一步提高認識”、“大力提倡鑽研業務，力求精通業務，成為內行”、“要培養出一批為人民服務並且為工農群眾所承認的藝術家和技術人才”等指導精神，這是在國家吸取總結經驗教訓後，及時調整政策方針的正確之舉，苦惱的伊琳重又看到了一線生機。當年，王蘭西部長和杜埃副部長親自來到廣州二沙頭，召開珠影廠的領導和主要創作人員的“神仙會”，明確說明：“珠影目前形勢好，成績大，內外都有起色，要繼續鼓勁。”鼓勵編導提出自己的設想計劃，伊琳深受鼓舞，《大浪淘沙》由此孕育。

《大浪淘沙》原片名即為《大革命洪流》，所反映的就是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靳恭綬、顧達明、餘宏奎、楊如寬等四個不同階層的知識青年，在革命鬥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