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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各有貌,先天劇本的成熟,再加上所選演員自身的努力,《逆風千里》終於在1963年12月底拍竣。
影片在送到上級嚴格審查時,中央領導鄧子恢、軍隊領導羅瑞卿、劉亞樓觀看後,都表示了肯定,對審查時一些領導提出的不同意見,當時任中南局第一書記的陶鑄,則表示問題並沒有那麼嚴重,並且三次提出若干條具體的修改意見。
1963年12月影片完成之後,文化部副部長夏衍審看了此片,認為“導演的鏡頭語言還算流暢。”隨後,陶鑄同志陪同鄧子恢、劉亞樓親自到珠影廠審看影片,在肯定影片的前提條件下,特提出三點具體的修改意見:“一、去掉假槍斃;二、我軍戰鬥中一個也沒有犧牲的不真實;三、加寫戰士紀鵬飛炸橋的壯烈犧牲。”1964年1月,文化部副部長司徒慧敏、陳荒煤在審看影片後,表示基本同意陶鑄同志的修改意見。同年6月,陶鑄和廣州軍區政委劉興元再次來珠影廠審看修改後的對白雙片,表示很滿意,只提出戰士紀鵬飛在炸橋犧牲時,不要讓指導員上橋搶救。此時,文化部副部長齊燕銘在珠影廠審看影片後,認為沒有政策性問題,可以送北京審查。珠影廠迅速將影片送文化部電影局審查,文化部領導特請軍委總參謀長羅瑞卿審看此片,羅瑞卿看後,表示同意影片透過審查,並可以在全國發行。
然而,康生卻大發淫威,藉機刁難,他硬說這部影片是“直接為國民黨服務,鼓動階級敵人復辟的反革命影片,對特務分子起指導作用。”陶鑄識破康生別有用心的誣衊,當即在北京的一次正式會議上義正詞嚴地反駁康生:“這部片子我看過,它雖然不是一部優秀的影片,卻不存在你講的這些嚴重的政治問題。”可是,康生卻仍不肯善罷甘休,他繼續聲嘶力竭地無端指責審查這部影片的文化部電影局的領導們:“你們的階級感情哪裡去了?”並武斷地強迫命令這部影片在全國停止發行。於是,這部影片先後被康生、江青點名列為“毒草”影片進行公開批判,中宣部在1964年4月11號正式下文,被迫點名下發批判《逆風千里》的通知。兩年後“文革”全面爆發,康生、江青之流更是在全國範圍內公開對該片的大批判和大討伐,定調是“陶鑄一手扶植出來的大毒草。”
文藝路線的鬥爭始終是一個運動接著一個運動,“文革”前的1964年,又開始了無休止的文藝界第二次整風運動。《逆風千里》在全國上映之後,好景不長。時任中央領導要職的康生就這部影片說了一句話:“這是動國民黨之心,洩共產黨之憤”,由此徹底宣判了這部影片的死刑。1964年的7月29日,康生在全國京劇現代戲觀摩演出大會總結會上,公開點名批判影片《逆風千里》、《北國江南》、《早春二月》、《舞臺姐妹》及京劇《謝瑤環》、崑曲《李慧娘》是“壞電影”、“壞戲”。隨後,全國各大新聞媒體相繼發表批判這些作品的文章。8月29日,中宣部發出《關於公開放映和批判和的通知》。毛澤東主席在該通知的報告上提示:“應在幾十個至一百多箇中等城市放映,使這些修正主義材料公之於眾,可能還不止這兩部影片,還有些別的,都需要批判。”領袖一怒,萬眾皆懼,《逆風千里》、《兵臨城下》、《紅河激浪》等頓時連帶而出,《人民日報》等全國各大報紙用了整整一版文字,徹底地、全面地對《逆風千里》逐條逐段地展開批駁,使這部影片被批得體無完膚,一無是處,而成為“文革”前最早被列為“大毒草”、“反革命”影片的首批影片,上映時還在其片頭上特意加上了上千字的前言,其大標題即是:“反革命影片《逆風千里》”。
一部影片被定調為“反革命”,那這部影片本身連同他的主要創作人員、劇組演職員,一下子全部受到了逃也逃不掉的無形牽連。編劇周萬誠被遣送回山東老家,“文革”中多次挨批挨鬥,牙齒全部被打掉。導演方徨是1938年參加新四軍的老幹部,1941年“皖南事變”曾坐過國民黨反動派“上饒集中營”的監獄,後來在赤石暴動越獄。這樣一位九死一生的老革命,卻被扣上“反革命”、“叛徒”的大帽子,經常被串聯到珠影廠的紅衛兵、廠內工宣隊、軍宣隊造反派們拉出去公眾批鬥,但是,方徨始終倔強地沒有低下高昂的頭,他一生經歷過地獄般的煎熬和戰場上的橫飛彈雨,對一部《逆風千里》所帶來的滅頂之災,以其堅忍的毅力去據理力爭。作為一個在硝煙中錘鍊出來的電影工作者,他是受蘇聯名家邦達爾丘克《一個人的遭遇》的藝術表現手法的影響,加之自身在戰場上的親歷,從而成功地執導了《逆風千里》,他認為自己沒有反黨反人民,更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