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電影幕後故事 作者:劉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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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已經完成，不得已，編導趕緊把此名改為“靳恭綬”三個字，可是，當權者仍步步緊逼，圍繞此名大做文章，離奇地編造出“靳”即“金”，“恭”即“公”，“授”與“壽”如出一轍，“授”和“公”字放在一起即為“鑄”意，再把這兩個字一顛倒，即是“鑄公”也，所以，男主角的原型就是暗指“陶鑄”。這一荒唐、可笑的生拉硬扯、牽強附會，卻在“文革”中演變成一場人世間的浩劫。擔任這部影片的攝影之一、資深著名攝影師姚士泉，早在上世紀30年代就從藝，他的黑白對比用光攝影堪稱一絕，但在“文革”風暴中被打成“三四十年代的黑線人物”，還要清查他的所謂歷史問題，姚士泉終因忍受不了人身汙辱，而在廠外的甘蔗地裡割腕自殺，他的名字便從攝影名單中給無情地劃掉了。

《大浪淘沙》已經被定調為“嚴重歪曲革命史實”的“反革命”影片和“十大毒草”影片之一，被迅速查封，不準公開放映。導演伊琳被劇組某些風派人物揭發批判，其實這部與陶鑄本人絲毫沒有關聯的影片，卻硬被說成是為陶鑄歌功頌德、樹碑立傳。導演硬被說成是陶鑄暗授機宜的內線人物，慘遭批鬥。“文革”運動轟轟烈烈、大張旗鼓地開始後，身體瘦削羸弱的伊琳臥病在床，他當時受到的嚴重打擊，使他的身體健康遭受到了極大的摧殘，體重還不到一百斤。可是，當權領導和造反派卻全然不顧，冷酷無情地把骨瘦如柴的伊琳，還是趕到了英德勞改茶場，去接受重體力的勞動改造。直到1972年的秋天，伊琳才得以返回廠裡，但廠裡堅決拒絕接收組織關係，其檔案只好暫時放在省文化廳。情形有所好轉後，伊琳強烈地表示在廠工作的願望，並親自主抓了描寫葉挺的《白馬將軍》和《革命母親李麗英》、《橫空出世》等劇本，都因各方面的排斥，而未能搬上銀幕。但他還是壯心不已，幫助導演劉欣拍攝了根據《漁島之子》改編的兒童故事片《小螺號》、指導於得水導演了粵劇戲曲片《沙家浜》等。1979年，蔡輝廠長傳達上級的命令，任命伊琳擔任珠影廠副廠長，此時，已經64歲的伊琳已在“文革”中折磨得身體難以支撐，當羅戈東副廠長前去看望重病在床的伊琳時，他激動地抓住羅廠長的手說：“我們曾經去上海找朱道南、於炳坤，修改《大浪淘沙》的劇本，現在總算有了結果，我們再來一次合作，再拍一部故事片。”這是伊琳投入工作激情的自然迸發，也是他的臨終遺願。當年11月27日，瘦弱的伊琳便告別了人世，姍姍來遲的任命，最終使伊琳抱憾而去。

一部《大浪淘沙》，一段中國電影在殘酷年代中的曲折史。然而，電影藝術的步履，卻永遠是那麼的匆忙而奮進！

荒誕歲月裡的七部重拍片

在電影界，無論是國外還是國內，大凡一部相同題材、抑或是同一部影片被反覆重拍，其主要原因莫過於該影片為根據傳世名著改編而成，具有不衰的生命力，所以常拍常新。

然而，在我國影壇的“文革”後期，在那段不堪回首的荒誕歲月裡，卻有7部影片再次重拍，其咄咄怪事，前古未有，前所未聞

早在“文革”伊始，江青為了達到個人的野心，就氣勢洶洶地從文藝戰線開刀，一方面全盤否定“文革”前17年電影事業的繁榮和取得的輝煌成績，一方面又為了樹立所謂的樣板，盜名竊譽，把眾多戲曲、戲劇藝術家潛心創作、早已形成並公演數年的現代京劇和芭蕾舞劇，透過嚴格的政審和精心挑選，不遺餘力、精心炮製拍攝出《紅燈記》、《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奇襲白虎團》、《海港》5部京劇以及《紅色娘子軍》、《白毛女》2部芭蕾舞劇。另一個被列入第一批“樣板戲”的是由交響樂《沙家浜》、鋼琴伴唱《紅燈記》、鋼琴協奏曲《黃河》三段組成的舞臺藝術片，統稱為“八個樣板戲”，以及“六京兩舞”，即《龍江頌》、《紅色娘子軍》、《杜鵑山》、《平原作戰》、《磐石灣》、《紅雲崗》6部京劇和《沂蒙頌》、《草原兒女》2部芭蕾舞劇。

“文革”後期，“四人幫”集團加緊篡黨奪權的步伐，還繼續出爐一些如《歡騰的小涼河》、《春苗》、《反擊》、《決裂》、《一月的汽笛》、《千秋業》、《盛大的節日》、《金鐘長鳴》等一批故事影片，為其政治需要進行挖空心思的人工圖解，愚民說教。就在這種政治高壓和恐怖籠罩下的電影界，又繼續出現了7部重新拍攝的故事片，它們分別是《南征北戰》、《渡江偵察記》、《平原游擊隊》、《萬水千山》、《年輕的一代》、《青松嶺》、《戰洪圖》，這些早在“文革”前17年就已經拍攝並公映過的影片，在“四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