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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又特派倪徵※、鄂森、桂裕及吳學義為中國檢察官的顧問。劉子健、楊壽林、高文彬等參加了秘書工作；中國翻譯組有張培基、周錫慶、劉繼盛等人。
他們都是富於正義感、愛國心的有識之士。審判結束後，國民黨政府任命梅汝璈為鐵道部長，向哲濬為最高檢察長，他們都沒去上任。解放後，梅汝璈任全國人大代表，向哲濬任上海財經學院教授。倪徵※任外交部顧問、全國政協委員；裘劭恆也擔任了全國人大代表；其餘回國人員均在高等學府從事教學。
按照憲章的規定，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由以下11名法官組成：蘇聯最高法院軍事委員會委員少將法官扎里亞諾夫，美國前陸軍軍事檢察長少將克拉麥爾，中華民國立法院外交委員會主席梅汝璈，英國最高法院法官派特立克，法國一級檢察官貝爾納爾，澳大利亞昆士蘭州最高法院院長韋伯，荷蘭烏德勒支市法院法官、烏德勒支大學教授洛林，印度某大學教授巴爾，加拿大最高法院法官馬克都哥爾，紐西蘭最高法院法官諾爾斯克諾夫特，菲律賓最高法院法官扎蘭尼拉，澳大利亞的韋伯為首席法官。
檢察官也是上述盟國各遣1人。中華民國上海高等法院首席檢察官向哲濬為11名陪席檢察官之一。檢察局設在明治生命大廈裡。美國大律師約瑟夫·基南被麥克阿瑟任命為檢察局局長，任命的這一天正好是日本偷襲珍珠港4週年日。
梅汝璈等於1946年3月31日下午飛抵東京厚木機場，隨即由美軍人員接往日本陸軍省大樓，這裡現為國際軍事法庭辦公地點。車行途中所見，處處是瓦礫創傷，重要政府機關的建築物均有彈痕火跡，唯有皇宮和陸軍省大樓巍然無恙。法庭的審訊工作基本套用美英模式，日常安排也無不仿效美英的慣例。法官與檢察官表面上互不過從，住所也分在兩處，法官均下榻在東京帝國大旅館，檢察官則分別住進其它幾家賓館。隨員助手們均住東京第一旅館，僅次於帝國大旅館，系接待盟軍校官以上人員的場所。
對於國際軍事法庭的審判工作，國民黨政府並不重視，以為日本法西斯犯下的血腥暴行和彌天大罪是世人有目共睹的，只要法官和檢察官的金口一開，大筆一落，就能使戰犯受到公正的懲處，因此沒有準備足夠的人證和物證材料。更重要的是法庭採用的是中方代表所不熟悉的美英模式，而美國政府極力把持操作程式，根據自己的需要，任意提出種種有礙審判工作正常進行的規定，如對每個戰犯除設有自聘的律師及辯護人外，都配置了一名美國律師，這些美國律師在辯護中或詭辯狡賴，或橫生枝節，故意延宕審判時間，以便為那些沒有直接危害美國利益的戰犯尋機開脫。這樣一來，中方代表從一開始就陷入了有冤難伸、有苦難言的被動局面。
在日本發動的侵略戰爭中，中國遭受的苦難最為深重，大半河山被踐踏蹂躪，同胞傷亡三千多萬，600億美元的財富被劫掠焚燬。而今卻拿不出證據懲辦那些曾橫行中國的兇殘戰犯，代表們個個痛心疾首，胸中翻騰著強烈的民族感情。他們抱定一個決心，如若不能報仇血恨，則無顏以對列祖列宗和江東父老，他們就一齊跳海自殺。
為了擺脫困境，贏得法庭上的主動權，他們一方面積極與國內聯絡，敦促政府收集人證物證等證據材料，一方面到盟軍總部查閱日本內閣和陸軍省的檔案。在東京帝國飯店的一間客房裡，他們夜以繼日地摘抄、翻譯、整理敵國十幾年的檔案資料，根據這些資料擬出指控材料；他們仔細研究美英的法律程式，研究對付美日律師的策略，以便據理力爭，並於住處進行控訴演習，其工作之繁重是超乎尋常的。他們還運用老百姓中的蔑稱來指代戰犯，以避開日本的耳目，如以〃土老二〃、〃土匪原〃指代土肥原，以〃板老四〃、〃板完〃（上海話：〃板定完結〃）指代板垣等。他們很快提出了11名戰犯名單。為了取得確鑿、具體的人證和物證，中國檢察官的首席秘書裘劭恆向法庭提出實地調查的請求。他領著美籍檢察官克勞萊和溫德飛回中國，先後到上海、廣州、桂林、衡陽、漢口，北平等地進行實地調查，和地方法院配合，取得了大量實證。經過艱苦的努力，他們逐漸掌握了大量的有力證據，中國政府正式提交了《關於日本主要戰犯土肥原賢二等30名起訴書》，其中有10人後來受到了嚴懲。裘劭恆後來回憶說：〃我當時不是國民黨，也不是共產黨，但我想到我是一箇中國人，是一個律師，我要維護民族氣節和法律的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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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戰犯押上法庭（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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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選定被告的根據和角度不同，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