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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麼深刻的見解。
第二，要正確處理財政和經濟的關係，集中人力、財力、物力搞經濟建設，適當增加經濟建設的投資比例。1954年9月，全國人大一屆一次會議上，周恩來指出，1954年預算中經濟建設的支出等於1950年的六倍半；經濟建設費佔整個財政支出的比重也從1950年的25。5％增加到1954年預算的45。4％。同時，財政支出中的國家機構經費即國防費和行政管理費所佔的比重已從1950年的60。8％降低到1954年的30。7％。他說：“這些情況充分地說明了我們國家的預算是和平的、建設性的預算。”《周恩來經濟文選》第194頁。1955年2月3日，他強調：“我們國家大、人多，因此，需要支出的方面也就多。但是，我們總要集中我們的人力和財力，用在主要的建設方面。”同上書，第206頁。1956年9月，在黨的八大會議上，周恩來立足於經濟建設這個中心，闡明瞭財政的“取”與“用”的關係。“我們的財政收入必須建立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我們的財政支出也必須首先保證經濟的發展。因此，應該首先考慮經濟、特別是工農業生產的發展計劃，然後根據它來制定財政計劃，用財政計劃保證經濟計劃的圓滿執行。不根據經濟發展的情況開闢財政來源，把財政收入計算得過少，或者單從節約財政開支著想，保留過多的後備力量，都將限制經濟建設的充分發展，這是不對的。”同上書，第284頁。
第三，要正確處理經濟建設和人民生活、積累和消費之間的關係，保證經濟建設順利地健康地進行。在國民收入是個既定的量的情況下，積累和消費存在著此多彼少的矛盾。積累增加一份，消費就減少一份。反之亦然。積累是擴大再生產的源泉，是經濟建設所需資金的保證；而消費基金所佔國民收入比例的多少，則直接關係著人民的生活水平、關係著人民的當前利益。周恩來反對把經濟建設和人民生活、積累和消費對立起來的錯誤觀點。他說：“經濟建設的發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不能不是互相一致的，因為社會主義經濟的唯一目的，就在於滿足人民的物質和文化的需要，而為了充分滿足人民的物質和文化的需要，又必須不斷發展社會主義經濟。從任何一方面把這兩件事對立起來都是錯誤的：或者不顧目前生產水平，把工資和福利提得過高過快，違反了工人階級的長遠利益，這是一種經濟主義的表現；或者對於職工福利甚至職工安全漠不關心，不注意或者不願意解決那些必需而又可能解決的問題，這是一種官僚主義的表現。我們應當同時反對這兩種錯誤。”《周恩來經濟文選》第196—197頁。周恩來認為生活水平的提高不能脫離生產水平和經濟建設的需要，“生產、技術的發展慢吞吞的，生活要求提得很高，那就錯了；應該生產、技術的發展要求很高，生活提高還要慢慢來”。同上書，第220頁。在集中力量建設重工業時，由於需要的資金比較多，建設時間比較長，贏利比較慢，產品大部分不能直接供給人民的消費，人民不能不暫時忍受生活上的某些困難和不便。但是，為了擺脫落後和貧困，為了人民的長遠利益，為了子子孫孫的幸福，“我們不能不暫時把許多困難擔當起來”。同上書，第201頁。另一方面，積累率必須適中，經濟建設規模必須與國力相適應，必須在人民生活所能忍受的限度之內，超過了，則會欲速不達，事與願違。周恩來不贊成蘇聯在建設上忽視人民當前利益的做法。他說：“如果不關心人民的當前利益，要求人民過分地束緊褲帶，他們的生活不能改善甚至還要降低水平，他們要購買的物品不能供應，那麼，人民的積極性就不能很好地發揮，資金也不能積累，即使重工業發展起來也還得停下來。”同上書，第33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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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樣以經濟建設為中心（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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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要正確處理重點建設和全面安排的關係，保證國民經濟各部門能夠按比例地發展。“我們強調重點建設，並不是說可以孤立地發展重點，而不要全面安排”。重點建設過分突出，抓住一點不及其餘，結果會同有關方面脫節，而無法保證重點。“我們要求全面安排，也不是說可以齊頭並進，而不要保證重點建設”。如果“天女散花”、到處鋪開、百廢俱興，就會影響國家的重點建設，就會造成財政上的困難和人力、物力的浪費。早在1950年8月，周恩來就提出國家建設工作要分清輕重緩急，有步驟地進行，“不可能百廢俱興，要先從幾件基本工作入手”。同上書，第44頁。重點建設和全面安排相結合的思想已見端倪。在開始進行“一五”建設的19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