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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動民主黨派和民族資本家的積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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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黨派關係，1950年4月，周恩來在全國統一戰線工作會議上指出：“這裡包含參加黨派的和無黨派的群眾之間的關係以及各黨派之間的關係。中國共產黨是處於領導地位的，應該主動地和各方面搞好關係”。《周恩來統一戰線文選》第162頁。“一五”計劃時期，圍繞經濟建設這個中心任務，周恩來多次提出民主黨派也要發揮積極作用。1953年3月1日，他在招待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三中全會擴大會議代表時說：“各黨派要動員自己的成員在各自的崗位上保證完成國家的建設任務，要他們身體力行，起模範帶頭作用，在共產黨領導下一道前進。”同上書，第243頁。6月4日，他在招待中國民主同盟七中全會代表的茶話會上說：“現在我們開始進行國家建設了。民盟的成員很多是在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崗位上工作的，應該在各自的崗位上積極地參加建設。”同上書，第250頁。
關於正確處理國營經濟與私人工商業之間的關係，調動民族資本家的積極性問題，周恩來主張團結民族資產階級發展國民經濟。1952年10月25日，周恩來同若干資本家代表人物談話時說：“當前中國經濟是國營經濟、合作社經濟、農民和手工業者的個體經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和國家資本主義經濟五種成分共同發展。五種經濟成分猶如人手的五指。”《周恩來經濟文選》第122頁。對於民族資本家，他認為“全國解放後，在三年來的合作中，是和我們共過患難的，特別是在維持生產、醫治戰爭的創傷、改造舊的社會經濟方面，盡過一定的力量，對國家建設也有一份貢獻”。同上書，第123頁。在“一五”計劃和社會主義改造中，仍要發揮民族資本家的積極作用。1953年9月29日，周恩來闡述第一個五年建設計劃的基本任務，在談到對私人工商業的改造時，同時強調不能忽視私人工商業的作用，“要發揮它們的作用”。同上書，第173頁。一年後，他在一屆人大一次會議上要求把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和對民族資本家的改造結合起來，其目的也在於發揮民族資本家的積極性。他說：“一方面，我們要改造資本主義企業使它們最後成為先進的社會主義企業；另一方面，我們還要改造資本家和資本家代理人的思想，儘可能使他們在社會主義改造過程中起積極的有益的作用。”同上書，第193頁。
當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迅速發展時，有人提出了“民族資產階級現在還有沒有積極性一面”的疑問，有人甚至發表文章說資產階級積極性的一面早在辛亥革命的時候就已經敲了喪鐘。對此，1955年11月16日，周恩來在中共中央召開的各省、市、自治區黨委代表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民族資產階級在民主革命階段有它的積極性一面，在國民經濟恢復時期增加生產、活躍市場中也發揮了積極作用。“現在到了社會主義革命階段，民族資產階級的積極性到底還有沒有呢？應該肯定地說是有的。”“他們的企業還在生產。在商業零售方面私營雖然只佔四分之一，但在城鄉商品流通中還起著一部分作用。”同上書，第224頁。他們的積極作用應該繼續加以利用。
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勝利之後，如何對待資方人員呢？對此，周恩來在黨的八大會議上指出，在資本主義工商業實現公私合營以後，我們應該培養和提拔優秀的職工參加企業領導，同時還要吸收原來的工商業資本家和小業主，擔負一部分經營管理工作或者領導工作。公股代表應該同這些資方人員很好地合作，發揮他們的特長和積極性。他說：“在公私合營企業中的幾十萬資方人員，絕大多數都有一些生產技術或者經營管理經驗，其中有一些人有相當高的生產技術和相當多的經營管理經驗。對於他們的生產技術和有用的經營管理經驗，我們必須充分加以利用。”《周恩來經濟文選》第31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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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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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第一天起，周恩來就十分重視正確處理中央和地方的關係。1949年12月，他把上下關係作為必須正確解決的新中國經濟的六種關係之一。如何正確解決？他認為既不能片面追求集中、統一，也不允許各自為政；既不要犯本位主義，也不要妨害地方的積極性。他指出：“在中央的統一領導下發揮地方的積極性，才能使各方面的工作生氣勃勃，否則就死氣沉沉。”③同上書，第34頁。他還從打仗談到建設，“毛澤東同志領導中國革命戰爭，在戰略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