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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曉來枝上綿蠻，似把芳心深意低訴。”用流利酣暢的文字，寫出春光明媚的形象氣氛。因此，比寫悽苦之詞如“霜風悽緊，關河冷落，殘照當樓”更為不易。他尤其擅長用老百姓日常的生活語言溶化入詞，所謂“？？從俗”，能使“天下詠之”。文人雅士在這方面比賽不過他，只好承他的詞“極工緻”。但又說他的詞“多雜以鄙語，故流俗人尤喜道之”。比較有分析眼光的是近人夏敬觀的評語，他認為：柳詞當分雅俚二類。雅詞用六朝小品文賦作法。層層鋪敘，情景兼融。一筆到底，始終不懈。俚詞襲五代淫？之風氣，開金元曲子之先聲。比於里巷歌謠，亦復自成一格。說柳詞應分雅俚二類，極有見地，對於後世許多詞人的作品，也都應該如此看待。例如向子？的《酒邊詞》，他自己先分為新詞（南宋）和舊詞（汴京）二集。蘇軾、辛棄疾、李清照諸人的作品，都應一分為二，分別看待。柳永《樂章集》有汲古閣《宋六十名家詞》本，《？村叢書》本。
“風流才子”衣缽的第七代傳人當屬蘇東坡。宋代文學家、書畫家蘇軾（公元1037～1101）字子瞻，一字和仲，號東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屬四川）人。嘉佑元年（1056），蘇軾首次出川赴京應舉，次年與弟轍中同榜進士，深受主考歐陽修賞識。嘉佑六年應中制科入第三等，授大理評事、籤書鳳翔府判官。後其父蘇洵於汴京病故，他扶喪歸裡。熙寧二年（1069）初還朝任職。因與王安石的變法主張有許多不同，請求外調，自熙寧四年至元豐初期他先後被派往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地方官。革新除弊，因法便民，頗有政績。元豐二年（1079）他因所謂以詩文誹謗朝廷的罪行下獄。僥倖被釋後，謫貶黃州。元佑元年（1086），舊黨執政。蘇軾被調回京都任中書舍人、翰林學士、知制誥等職。但在罷廢免役法問題上與舊黨發生分歧。元佑四年，出知杭州。六年召回，賈易等人尋隙誣告，蘇軾請求外任，先後被派知潁州、揚州、定州。這期間，他仍然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不斷進行某些興革。紹聖元年哲宗親政，新黨得勢，貶斥元佑舊臣，蘇軾被一貶再貶，由英州（今廣東英德）、惠州，一直遠放到儋州（今海南儋縣）。直到元符三年（1100）宋徽宗即位，他才遇赦北歸。建中靖國元年（1101）七月死於常州。蘇軾在儒學體系的基礎上濡染佛老，他把儒、佛、老三家哲學結合起來，各家思想對他幾乎都有吸引力。他早年具有儒家輔君治國、經世濟民的政治理想，有志改革北宋的萎靡的積習。佛老思想一方面幫助他觀察問題比較通達，在一種超然物外的曠達態度背後，仍然堅持著對人生、對美好事物的追求；另一方面，齊生死、等是非的虛無主義又有嚴重的逃避現實的消極作用。這種人生思想和生活態度，在他的創作中都有明顯的反映。蘇軾在政治道路上是坎坷的。由於他主張改革但不贊成王安石變法，因而既與變法派發生矛盾，又同維持現狀的保守派有所上蘇軾為人表裡澄澈，講究風節操守，這就使他既不見容於元豐，又不得志於元佑，更受摧折於紹聖。然而這正好有利於他加深閱歷，擴大視野，使他在文學上獲得很大的成功。蘇軾對文藝創作，傾注了畢生精力。他重視文學的社會功能，反對“貴華而賤實”，強調作者要有充實的生活感受。他認為為文應“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文理自然，姿態橫生”（《答謝民師書》），要敢於革新獨創，“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書吳道子畫後》）。蘇軾重視文藝創作技巧的探討，他用“求物之妙如繫風捕影，能使是物瞭然於心”，進一步“瞭然於口與手”來解釋“辭達”（《答謝民師書》），已經觸及了文藝創作的特殊規律。蘇軾的創作實踐體現了他的文藝觀。他是有多方面創作才能的大家，在詩、詞、散文等方面取得了獨到的成就。在詩詞方面，蘇軾今存詩2700多首，題材廣泛，內容豐富多采。同情人民、關心生產是蘇詩的一個突出內容。但更多地方則針砭了新法的流弊。部分關懷生產的詩歌，如《次韻章傳道喜雨》、《答呂梁仲屯田》、《石炭》、《秧馬歌》、《遊博羅香積寺》等，表現了人民的痛苦，針砭了時弊，情真語摯，樸實無華，對前人很少涉及的社會題材，多所開發，取材廣泛，命意新穎。蘇軾的寫景詩和理趣詩，藝術價值最高，最為膾炙人口。《遊金山寺》、《望海樓晚景》、《望湖樓醉書》、《飲湖上初晴後雨》等詩，描繪了長江夜色、江南晴雨、西湖勝景；《登常山絕頂廣麗亭》、《百步洪》、《登州海市》等詩，則逼真地描繪了江北的地方風物和名勝。蘇軾不但善於觀察和捕捉各地景物的不同特點，而且以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