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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象他這種似乎頹廢的牢騷是當時一般士大夫常有的習氣，連堂堂宰相范仲淹都說：“屈指細尋思，爭如共劉伶一醉”，“人世都無百歲，忍把浮名牽繫？”（〔剔銀燈〕）柳永的牢騷，正是從范仲淹那裡來的。又據說，因為仁宗對他的批評，他就自稱“奉聖旨填詞”（《藝苑雌黃》）。其實，他平日填詞，所奉的不是皇帝的聖旨，而是和他親密交遊的歌女舞伎的“芳旨”。柳永年輕時是個風流才子，喜歡為秦樓楚館的姑娘們和教坊的樂工們（演奏員）用當時的口語為她們填詞，寫出她們的心思。柳永大概沒有結婚，他死後沒有家屬為之營喪葬，由歌女們聚資為他營葬，因此他變成了一個傳奇人物；以後她們每年還為他舉行“吊柳會”，《清平山堂話本》中的《江樓記》即是敷衍此事成為小說。把柳永戀愛故事的傳說寫成劇本的，有元曲《錢大尹智寵謝天香》，關漢卿著，劇本說明他赴考以前尚未結婚。從他的詞中可以看出他常在旅行中，在城中則就宿在歌女家中。他在詞史上的貢獻有兩個方面：其一，他是長調（慢詞）的倡導者。其二，他用俗語填入詞中。宋初詞宗《花間》，多唱小令。由柳永大力開拓新局面。試看北宋初年直到徽宗時代，幾個大名家的詞集幾乎全是小令：例如晏殊的〔珠玉洞〕，全部130多首中，除了卷末5首應酬的壽詞〔拂霓裳〕、〔連理枝〕是中調外，幾乎全部是小令。歐陽修的《六一詞》，也絕大部分是小令，而且有些調子用得特別多，如〔漁家傲〕30調，〔玉樓春〕29調，〔蝶戀花〕17調，〔採桑子〕13調。這些情況，都是符合《花間》和南唐的本色傳統的。在北宋大家的集子中，儲存長調最多的要算柳永的作品，而且以《樂章》名集，又在許多慢詞的調名上還註明宮調名稱，以指導樂器的演奏員按調奏樂。如“正宮”、“仙呂宮”、“大石調”等。可見他不但提倡寫長調，而且著重證明長調也和小令一樣，可以入樂演唱；他的作品不僅是詩集而且是唱本，故名《樂章》。和柳永約略同時的張先也寫了一些慢詞，但比柳永要少得多。《樂章集》中除少數當時流行的小令如〔玉樓春〕、〔巫山一段雲〕、〔少年遊〕、〔木蘭花〕、〔蝶戀花〕等外，絕大多數是長調，其中有不少是他自創的。其最長者如〔戚氏〕多至212字，〔拋球樂〕188字，這是以前所沒有的。自他開創了寫長調的風氣，後來蘇軾也寫〔戚氏〕、〔哨遍〕等長調。柳永的〔憶帝京〕說：“系我一生心，負你千行淚。”蘇軾的〔雨中花慢〕說：“算應負你，枕前珠淚，萬點千行。”從這些材料中，最可以看出，正是蘇軾受柳永的影響。世人論蘇軾詞稱他以柳永為輿臺（奴僕），不符合事實。柳永的〔八聲甘州〕，“霜風悽緊，關河冷落，殘照當樓”三句曾被蘇軾評為“不減唐人高處”（《侯鯖錄》）。此詞上片“惟有長江水，無語東流”，即蘇軾〔念奴嬌〕“大江東去”所本。下片“誤幾回天際識歸舟”，即溫庭筠詞“過盡千帆皆不是”之意。北宋詞家融化前人佳作，大率如此。柳永生在仁宗時相對繁榮安樂的社會環境中，享受汴京的都市生活。除了一部分作品是描寫歌女舞妓的閒愁別恨以外，也寫了不少他自己不得意的牢騷，以及羈旅行役之苦。在這些作品中描寫祖國的如畫的江山，真可謂“一洗綺羅香澤之態”。如〔滿江紅〕“暮雨初收”，〔望遠行〕“長空降瑞”，〔雨霖鈴〕“寒蟬悽切”都是一幅幅山水畫卷，讀之如置身大自然中。至於他鋪寫都市風物之美，也可以使讀者眼明神旺。相傳金主完顏亮因為讀了柳永的〔望海潮〕而動南侵之念，妄想“立馬吳山第一峰”。柳司〔望海潮〕稱“煙柳畫橋，風簾翠幕，參差十萬人家。雲樹繞堤沙。怒濤卷霜雪，天塹無涯。市列珠璣，戶盈羅綺，競豪奢。”又稱：“重湖疊？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關於柳永作品的評價，自宋以來即有分歧。各家評語有一點比較一致的，即認為他引用俗語，不登大雅之堂，作品主題多與婦女有關，不免塵下，但也因此而為廣大人民所喜愛。從西夏來的使臣說，凡有飲井水處即能歌柳詞。這和他採用民間俗語入詞有關。可是就現有柳詞之見於《樂章集》者來看，他的詞中用俗語者其實不多，還不如黃庭堅，大概編集時已經刪削。宋人中評柳詞較公允者，王灼說他“序事閒暇，有首有尾，亦間出佳語，又能擇聲律諧美者用之”（《碧雞漫志》）。陳振孫說：“其詞格固不高，而音律諧婉，語意妥貼，承平氣象，形容曲盡。”（《直齋書錄解題》卷二十一）這是因為柳永用晚唐律賦的筆調鋪陳當時京城的承平氣象，富麗風光，如《樂章集》第一首〔黃鶯兒〕：“黃鸝翩翩，乍遷芳樹。觀露溼縷金衣，葉映如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