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與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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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抵悟的案例整合。在使用時，司法者往往不能一以貫之地徵用某一條前代律例來裁定類似案件，而遇到新的案件時往往又無例可徵。這種針對具體案例的法律具有模糊和不確定性，加之在中國社會中法律既不古首要地位，也不普遍地為人們所關注，造成了司法機關執法職能的不良發育。在這種情況下，要討論法律哲學和法律用語的整個體系與法律職業本身也就毫無可能了。儘管沈家本刪減了“例”的數目，但重建律制卻無能為力。財政體制的改革更為艱難，這不只是因為這方面的改革將會威脅到大量的“飯碗”（個人收入），更是由於承襲沿用已久的財政制度至此已演化得形同虛設，很難找到改革的切入口。全國範圍內的賦稅狀況很大程度上不為人所知，徵收賦稅既無預算，徵收部門也毋須向任何上級通報並向其負責。地方上的徵稅機構和它們的頂頭上司各省政府一樣，仍然需要依靠就地征斂“衣食租稅”以供給日常開支。除此之外，官方徵得的賦稅指標並不是集中納人一個“公共金庫”；相反，它們按照各種名目分門別類並依照不同數額、從數不清的固定渠道聚斂得來，緊接著又被分配到為數巨大的專門用途中去。從一個省份聚斂得來的賦稅收入被分割成零星小塊以填充省內外的各項用度。當時全國的18　個省中，有13　個省份定期上繳一定數額的賦稅所得，以供應其他省份的特殊用途。譬如，每年花在護衛京師的八旗兵身上的700　萬兩白銀即從國內52　種不同渠道中聚斂得來。這種“專款專用”的賦稅徵用方式將國家歲人直接分配到難以計數的利益集團上去，而這一切主要是用於供養官僚機構和維持武備。最後，即便是在北京也沒有一個單獨的財政總署。1　卯5　年的國家歲人如看賬面，摺合成美元總數約在7　（　X　舊萬元左右。這個數目對於這樣一個渙渙大國而言顯然小得不成比例。然而，新的商務稅收關稅、厘金已被擱置在一邊用於支付對外戰爭賠款，而傳統的土地稅配額依舊未作任何改變。1　嘆巧年戶部重組，但清廷依然沒有取得對財政的中央控制權。而其他各部卻一如既往地徵收和擴大它們的傳統賦稅專案，有的甚至還自設銀行，如19　（　）　7　年成立的交通銀行即是一例。

一項旨在設立全國性預算體系的新措施，隨著1　叩8　年推行的全國賦稅核查和19ro　年開始的財政預算的編訂拉開了帷幕。另外一項舉措使中央與各省政府的賦稅收入與各項開支從地方賦稅與開支中分離出來。預算估測的結果是總賦稅收入2　。　97　億兩白銀，總支出為，中央與各省份3　。　38　億兩，各地方3700　萬兩，這預告了一個可觀的赤字規模：7800　萬兩。不幸的是，規劃和制定預算、收集統計資料以及確定稅率都是在中央各部和各省份各自為政的情況下進行的，各省份並不隸屬於六部中的任何一部，卻被要求向這一部或那一部提供賦稅收人。這種根本上缺乏集中規劃控制的狀況深深地植根於中國的風俗、政治價值和社會結構中。很明顯，清政府作為一個虛有其表的中央政府，長期以來處在被動地位，苟延殘喘至此，要想變成一部近代化國家機器，能採取的措施只有大力擴張它的各項政府職能，堅持中央集權的辦法。這對於一個處於民族主義蓬勃發展時代的外族王朝而言，不捨為天方夜譚。

立憲主義、地方主義和民族主義

1905　年立憲君主制下的日本擊敗了沙皇獨裁君主制下的俄國，立憲君主制似乎已經證明自身為在民族主義運動中聯合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基礎。甚至俄國此時也在走向議會政體。人們希望，立憲君主制能在中國使處在勃興期的地方利益集團獲得真正分享國家政權的機會，並以此吸引這些利益集團為國家效力。在1　吠場年和19n　年之間，北京政府積極奉行一項雙管齊下的計劃，力圖將政府建設近代化國家的計劃和推行立憲君主制的努力合二為一。但是這種變化反而加速了中央政府內部的傾軋以及中央政府與各省份之間的權力之爭。在京師，滿洲王公成功地維持了、甚至擴大了他們對樞機要位的把持，但真正根本上的改革卻沒有得到施行。這一親滿排漢的色調使北京成為到處洋溢著民族主義激情的國內各省人民的矛頭所向。

新興的民族主義導致了1905　年近代中國首次聯合抵制洋貨的運動。這次運動是針對美國對中國人的歧視待遇、特別是完全排斥中國勞工的事件而發起的。在這場聯合抵制運動巾，依舊例由當地商會發起停業抗議，後擴大到全國範圍內的大多數通商口岸，特別是上海和廣州兩埠。滬、粵兩地的學生加人了商人的行列，共同舉行群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