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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朝主要收入來源靠土地稅的做法表明南京政府力圖避免觸動農村的既成格局。與此相反，國民政府有50 ％左右的收人來自海關稅，而這個比例在美國僅為1 ％。此外，它對菸草、煤油、麵粉等公眾日常消費必需品課以重稅；政府還從鹽務壟斷上獲取了鉅額利潤。由於不徵個人所得稅，普通消費者和鉅富承受同樣的稅額，公眾的購買力在消費迴圈裡不斷被削弱。政府往往需要向四大政府銀行借款來彌補年度赤字，貸款數額往往達到政府開支的25 ％。而四大銀行則在國內市場上發行債券，債券總額很快超過了所欠外國債權人的債務總額。國民政府每年的支出有1 乃用來應付這些債務。這些債券的國內持有人有不少是南京政府的官僚，他們往往獲得極高的利息收入（如果把他們在購買債券時享受的折扣計算在內，利息率常常高達20 ％一4O ％ ）。由於這些不義之財進的是中國人的腰包，比起上如1 年後支付給列強的賠款可能要乾淨得多。但南京政府的政策既不鼓勵國內生產，也不支援外國貸款的參與，幾乎沒有積累起能支援工業長期發展的資金，也並未提供多少投資。國家的資金潛力並沒有得到開發，而現有的資源則主要被用來支援軍事工業或流人了“官僚資本家”的私囊。
文化生活和美國的影響
生活在“攘外”和“安內”的陰影之下，30 年代那批以“五四”精神影響的知識分子分裂為兩大主要集團：改良派和革命派。前者的代表人物是一些學者型人物，他們主張發展科學技術，要求政治不干預學術；後者的典型代表是一批有積極思想的作家，他們致力於創造一種宣傳革命的文學。
在文學界，魯迅是一位老資格的人物。他提攜後進，譴責國民黨政府的新聞審查制度和對左翼文學的迫害，同時也尖銳批評左翼作家的粗製濫造和虛張聲勢。他認為，“好的文學從來就不是遵命文學”。作為批判社會不公現象的勇將，他在精神上接受了共產主義事業，儘管最終一生未能成為共產黨人。1930 年他和其他一些人共同發起了左翼作家聯盟。這一影響廣泛的組織得到各方資助，創辦了許多譏評時事的刊物，多以言辭激烈著稱。“左聯”標誌著在蘇聯“社會現實主義”旗幟指導下的文藝界中共產黨影響力的上升。“左聯”日益深人地在青年學生中間傳播它的世界觀，而國民黨當局既無力與之競爭以爭取學生，也無法限制它的影響。30 年代非革命派知識分子受美國改良主義的影響最大。這些知識分子往往留學歸國後在學術和科研機構工作。全國十幾所教會大學一半以上的辦學收人來自中國國內。學校由當地中方董事管理，2 / 3 的教師是中國人，儘管大多數在國外留過學。與擁有41 （ X 均名學生的一百來所國立大學相比，只有6500 名左右學生的教會學校似乎算不上什麼，但它們在教育、生活水平和社會生活方面卻起了開風氣之先的作用。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等大型國立大學同樣也有從海外留學歸來的教師隊伍。他們大多是留美學生。美國的影響同樣可見於中國地質學會、中央政府下屬中國科學院的十幾個研究所、設在南京的國家農業研究院、洛克菲勒公司支援的北京協和醫學院和其他一些受益於它的國家衛生機構。這些棚勾的建立和發展是向西方派遣留學生的結果。從1901 年到1920 年間約有24 （刃人進入關國大學讀書；1920 年到1940 年間有5500 人在370 所美國學校裡學習，主攻工程學或經濟管理等實用學科。這些人回國後或是在上海的公司中做事，或是到南京的政府部門及上述學校和其他科研機構工作。他們是國家的棟樑，享有的物質水平和知識層次遠遠高於普通中國農民的貧窮和愚昧。二三十年代，受西學浸染較深的新一代中國學者在許多領域開始取得創造性成就，如發現北京猿人、發掘河南安陽的殷墟、出土前代的碑刻、整理和出版清代文獻以及引人西方科學術語和概念等等。
傳教團在探索解決中國問題時，儘管仍以宗教思想為主要工具，但也採用了其他方法。19 儀）年時，在華美國傳教士約有1 〕 為人，分別代表28 個教會組織，到了1930 年，已增加到3 （ Xx ）多人，代表著6O 個組織。隨著民族主義的興起，教會組織作了很多努力使基督教在中國實現本土化，讓中國人獨立領導自己的教區，外國傳教團體只提供指導和幫助。美國基督教青年會不拘泥於教義，注重服務社會，吸引了一批中國青年擔任領導。這些青年在工廠工人中開辦文化補習班，幫助工人開展社會工作。基督教組織在其他方面也開展了很多活動，如19
